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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贺事件看汉代的法制特色 因为刘鹤是第27天的皇帝。多年来，他被解雇。随着近年来海军满宫墓的考古发现，这个经典问题再次出现。是刘贺作恶多端，自取其咎?还是他不懂政治，激怒霍光?抑或是更复杂的帝系继承纠纷之反映?看法可谓众说纷纭 一、 汉法制基础的破坏 罢黜刘贺的过程，史书记载极其详备。从程序的角度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严格、规范、和平。根据《汉书》记载，霍光有意废黜刘贺时，首先派人与丞相杨敞商议，这显然是因为丞相是百官之首。得到丞相的认同后，霍光召集大臣在汉王朝的权力中心——未央宫进行集体决议：“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这些特征与吕后死后，大臣铲除诸吕时混乱与血腥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汉廷群臣先是在宫内大开杀戒并且族灭吕氏，之后，傀儡少帝也没有幸免。《史记》记载道：“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抛开对动机的猜测，就说辞而言，罢免刘贺的正当性依据在哪里?我们分析群臣上书文辞的细节可以看出，杨敞、霍光等人先罗列了刘贺在短时间内犯下的1 127宗罪，然后将其归纳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这总结包括了道德、礼和“汉制度”三个方面，而以“乱汉制度”结尾，可见“制度”是重中之重。文本没有解释被破坏的“汉制度”到底是什么，但既然明确说过了道德和礼仪两方面，则该“制度”很可能和法制有关；似乎可以对应文本中提到的“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等细节。 事实上，汉律对淫乱有严格的禁止。《二年律令·杂律》有如下规定：“复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孝(季)父、柏(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为城旦。”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敞等人的“议”,进一步指向了刑法之上的最高准则——“孝”: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 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五辟之属，莫大不孝”,似乎将刘贺的罪过定性为“不孝”。可见，除了律令之外，“汉制度”还应该具有更深刻、更高阶的含义——治国之道(例如孝道)。这一推断契合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的论断。在回应太子(元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批评时，汉宣帝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如果破坏汉代法制是罢黜刘贺的一大原因，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出：汉代法制本身构成罢黜动议的合法性来源。换言之，根据汉代法制，群臣认为有理由罢黜刘贺；刘贺的皇帝意志不能违背汉代法制 事实上，尊重法律并非霍光为了打击刘贺而随意祭出的法器。辅政之初，霍光在正式场合已表现出对法制的尊重。史载：“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二、 是以法律为据 汉代精英曾多次争议皇帝意志与法律之关系。总体而言，自战国变法起，中国古典法律迅速发展，各类律令不断编纂与公布，而法律知识也由垄断而逐渐普及。例如，睡虎地秦简不但包含各类律令还包括问答类文本，显然很注重在官吏中普法 根据现有史料，第一次争锋发生在张释之与汉文帝之间。汉王朝以“约法三章”起家 ,法律和约定颇受时人重视。汉初行黄老之道，与民休养生息的同时亦尊重法制 张释之不但讲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对文帝本人，也多次据理力争，迫使文帝遵从法律而改变旨意。升迁为廷尉不久，张释之面临了一场考验：是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案件还是遵从皇帝一时的好恶?《张释之列传》记录了法制史上精彩的一幕。一日，文帝外出巡视，车队纵贯长安城外横跨渭水的大桥。突然有人从桥下跑出，正好惊到了御马，吓到了文帝。文帝派人抓住闯入者，交给张释之治罪。张释之查明该人是附近乡民，遇到天子出巡，躲到桥下避让。乡民误以为队伍已经走远，从桥下走出，不想冲撞御马。尔后，张释之回复文帝：“一人犯跸，当罚金”,按法律罚钱结案。文帝大为不满，认为若非御马性格温良，自己肯定就被受惊之马摔伤了，你张释之怎么就只判罚钱?面对文帝的质疑，张释之说出一番彪炳史册的法制道理：“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第二次可考的争锋发生在武帝时代的杜周与佚名客人之间。根据《汉书·杜周传》,杜周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廷尉。有人指责他审理案件时，一味逢迎武帝的好恶，武帝希望死刑就死刑，希望赦免就赦免，丝毫不顾及法律条文的规定。杜周辩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