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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了一个迅猛开展期，与此伴随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频繁出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毒大米〞、“毒水饺〞、“瘦肉精〞、“假鸡蛋〞、“苏丹红〞等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平安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危害，也对企业自身的声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这些恶性事件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事企业片面追求自身利益，不顾其他相关者利益和社会责任。　　因此，需要从制度层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考核指标，对其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客观评价。　　一、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绩效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多种观点　　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1924〕在其着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提出了“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概念，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最早描述。Oliver Sheldon主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管理者应该满足企业内部及产业外部等各类人群的不同诉求，并且要将道德因素考虑在内[1]。Bowen 〔1953 〕从商人的角度定义CSR，他认为商人应该按照社会的冀望和目标，公众的价值观制定战略规划和公司政策，并主动承当付诸实施。 Eells和Wakon〔1961〕认为企业承当社会责任，需要遵循相应的伦理道德准那么，顾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较早和较高层次的阐述。管理学者Carroll〔1996〕更立体化地表述了企业应该承当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自下而上承当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即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2]。　　我国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并形成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李鸿贵〔1995〕认为，企业应该对股东、消费者等群体负责，在整个组织的生产运营过程中，都必须用严格的社会规范要求自己。卢代富〔2022〕认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开展，即承当对雇员、对消费者、对债权人、对环境、对所在社区经济开展、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等的责任。黎友焕〔2022〕指出企业在某特定社会开展时期，对其利益相关者需要承当包括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其他相关等在内的一切责任[3]。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普遍认为，企业在对股东利益负责、发明利润的同时，还要严格遵守商业道德、维护员工身心健康、爱护职工合法权益、发明平安的生产环境等，即承当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等的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综合阐述　　国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的研究较早。Carroll〔1979〕从销售效劳、环境爱护、雇佣歧视等三个层面着手评价企业承当社会责任的情况，并据此构建出三维立体模型。　　20世纪80年代，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模型，Jeffre Sonnenfeld〔1982〕研究主张从外部利益相关者作为评价主体，并选取了6家美国的林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评价内容侧重社会责任和敏感性两个主要方面。Clarkson〔1995〕提出从主要和次要的利益相关者两个侧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价，并将利益相关者大体上划分为“rival反抗型〞、“defense防御型〞、“adapt适应型〞、“prime预见型〞四种，据此构建RDAP 模型。进入新世纪以后，该流派的研究更加深入，如ThompsonZakaria〔2022〕从对职工、产品、消费者、环境爱护、能源利用、社区和其他责任等方面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Michael Hopkins〔2022〕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层级结构，并对其绩效评价进行了探索。　　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如黎精明〔2022〕从环境爱护和资源再利用、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人力资源、消费者四个方面分析了企业应该承当的责任。陈留彬〔2022〕设计了包括7大维度〔劳动者权益、使用者、债权和人权爱护及社区之间的关系、企业诚信道德、社会公益活动与慈善行动、环境爱护和可持续开展、社会责任管理〕，并下设19项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4]。程云喜〔2022〕研究认为，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必须同时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协调好自身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博弈视角分析，社会、企业、雇员、消费者等各利益主体之间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将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形成，并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　　从本质上说，绩效一词是一个多义概念，对它的解释是可因具体环境而异的。一般可以将绩效定义为“在某段时间内，某个个体或组织，通过某种方式或途径实现的某种结果〞。因此，可以说绩效是动态而非静止的概念，是不同因素、不同活动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