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封禅书》与《定风波记》的叙事态度比较.docxVIP

《史记封禅书》与《定风波记》的叙事态度比较 司马迁习惯于戏剧的叙事，以浪漫的色彩为历史人物的亮点。为了捍卫个性，捍卫对时代病态趋势的批判，文章的可读性和兴趣也有所增加。而从史学的角度来看, 司马迁记录严谨, 从可信的渠道搜集史料, 并佐以实地考证, 使《史记》的可信度得到保证。也正是因为《史记》兼顾了史学价值与文学意味, 司马迁的著述风格才如此卓荦不群。他没有固定的套路, 不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善恶别世人。 当然, 司马迁作为史官的判断, 是经过审慎的观察与分析的。由此可见, 司马迁对“太史公”的职位认知非常崇高, 他认为史官不仅仅是记录者, 也是历史的评价人。司马迁对“太史公”的认知, 不是出于盲目的自信, 而是有历史渊源的, 这要从史官一职的起源说起。 一、 司马迁对方士与医生的评价:“史”与“行”的转变及样品选择 史官一职由来已久, 根据史料记载, 周代史官的职能是在祭祀活动中掌管典法礼籍、天文星历的。如《周礼·春官》所载: 大史, 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小史,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 史八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疏:“大史下大夫二人”者, 此官与小史掌典法礼籍, 兼司星历之官, 故亦属宗伯。) 内史, 中大夫二人, 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 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 史八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疏:“内史中大夫一人”者, 宫正注谓其官府在宫中, 故曰内史。又与大史相左右, 亦曰右史, 而与外史、御史为长, 故次大史诸属官之后。) 御史, 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 其史百有二十人, 府四人, 胥四人, 徒四十人。 (疏:“御史”者, 此官亦掌藏书, 所谓柱下史也。) 《周礼》所载诸史官, 级别不一, 官府所在地点不一, 而所掌职务大同小异, 皆是掌管典法礼籍、星历, 看管国家藏书等。在当时, 这是指向祭祀活动的, 属于“以神士 (通‘仕’) 者”, 也就是以各自的本领与鬼神打交道、为众人谋福祉的职业。祭祀在早期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秦汉以前的“史”在祭祀的位置, 可见“史”在此时不限于记录者, 而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到了汉初, 史官地位与职能都在经历着变化。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 史官逐渐丧失了在祭祀中的作用。这种变动, 对司马谈打击较大, 而对司马迁的影响, 并没有直接表现在他本人的行为中, 而是隐藏在《史记》的叙事态度中。最为典型的, 就是他对方士嘲讽与不屑的叙事态度, 以及对医者褒扬与景仰的叙事态度。 方士是汉初祭祀活动的重要参与力量, 与祭祀相关是显而易见的。而医者是治病救人的, 似乎与祭祀毫无瓜葛。然而, 根据史料记载, 医者本来与巫是同一种身份, 即巫医同源。在汉初, 人们对医的印象, 仍然是神秘的, 这与巫医同源的现象有关系。这一点, 在《扁鹊仓公列传》中有充分的反映。 因此, 表面来看, 《封禅书》与《扁鹊仓公列传》的叙事内容不相干涉, 但从深层意蕴来讲, 其主要人物———方士与医者, 是不同历史时期祭祀的参与者。随着国家祭祀活动的演化, 其参与者也经历着更替, 而司马迁对方士与医者的不同评价, 也正是根据二者在更替中的表现而得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司马迁对方士与医者的评价中, 存在着评价的尴尬:司马迁作为史官, 被动失去了祭祀活动的参与权。这使他与被评价者———方士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容易做出不公正的评判。然而, 令人敬服的是, 司马迁保持着历史评价者的清醒, 以客观的态度分析了两种职业人群, 并做出了公正的评判。下面, 本文将从史官在汉初职能的演变、方士在封禅活动的地位、医者职业的科学化等方面, 分析司马迁在《封禅书》与《扁鹊仓公列传》中不同态度的深层原因。 二、 失去祭祀职能的具体过程 (一) 刘中之“太史公” 汉朝初建, 一切文物制度随秦朝而略有改动, 史官由来已久, 记言记事, 不可或缺。因此设置了“太史公”一职。关于“太史公”一职的政治地位, 历代说法不一。刘知己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中说:“汉兴之世, 武帝又置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 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 天下记书先上太史, 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 子迁嗣。……寻自古太史之职, 虽以著述为宗, 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虞喜《志林》曰:“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 其职转卑, 然朝会坐位, 犹在公上, 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称而称也。”如此说, 则太史公三字, 非官名, 亦非著书者之尊称, 乃当时本有此语, 行文即据口语书之, 则《史记》多有此例, 于理最允矣。 吕思勉先生综合前人观点, 认为“太史公”的名称来源于周朝, 而实际地位与周代相比, 已经有所下降。而刘知己误将汉初的“太史公”完全等同于周代的“太史公”“太史丞”等职位, 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