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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先生论》谈何容易辨 “非有士论”是东汉在西汉时期写的一篇政治理论文章。其背景是，东方朔没有被武帝重新部署。因此，他用幽默的语言说了治国之道，讽刺了武帝的不恰当，很难澄清。文中首次使用“谈何容易”的语句结构, 但它与我们今天常用的“谈何容易”之意已相去甚远, 然其传达出的心理情感却是相似的, 都是由于做某件事情的不易与困难而发出的感慨。学界对《非有先生论》中“谈何容易”的理解已成定论, 认为是“言谈不容许轻易” 李昊对“谈何容易”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指出了它的语义在结构上的变化。他将“谈何容易”的语义结构变化归纳为:“ (1) 汉武帝时:谈+何容+易 (言谈不容许轻易) → (2) 汉魏六朝时:X[或省略, 或作‘谈/事/言’]+何+容易 (行事不易) → (3) 唐宋以下:谈何容易/谈岂容易/言之岂容易/岂容易可谈哉 (行事不易) 。” 一、 “容易”的词类 “谈”的词性问题, 是理解“谈何容易”之意的一个关键, 它关系着后面“容易”一词的解释,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它的词性做一探讨。从历代学者的解释和它在“谈何容易”一词的语境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它体现了两种词性:名词和动词。但就原文中的语境和含义, 我们更倾向于动词的解释。 (一) “谈”为名词,“谈”为“谈” 古今时人都将《非有先生论》中的“谈何容易”之“谈”解为名词, 意为“谈说之道”或“言谈”。 北魏张铣注为“再言之者, 所以言谈之辞, 何得轻易而为之?”在这里, “谈”为名词即言谈之辞;其后李善对“谈何容易”进行注解时, 注为“谈说之道, 何容轻易乎”。显然, 他将“谈”理解为“谈说之道”, “谈”也是一个名词。在李善之后, “谈何容易”在《非有先生论》中的词性基本确定, 即为名词“言谈”或“谈说之道”, 如近人马非百注“谈, 说话。何容, 怎能容许。易, 轻易。” 从上面的举例看来, 学术界对《非有先生论》中“谈何容易”之“谈”的注解都为名词, 这个注解已成定论。 (二) “可乎吾也”,“谈”即“时不也 从“谈何容易”一词的语义演变和它在《非有先生论》中的语境分析, “谈”解为动词更为合理。 在东方朔之后, “谈何容易”作为一个成语被人们广泛使用, 且其词性一般为动词。如汉昭帝时期, 焦延寿的《焦氏易林》中“朽舆疲驷, 不任御辔;君子服之, 谈何容易!” 由以上“谈何容易”在历代的使用, 可以看出“谈”是作为动词出现的。那么在《非有先生论》中, “谈”的词性是否是李善等人注解的名词“言谈”或“谈说之道”呢?这就要看《非有先生论》中第一个“谈何容易”的内容。 第一个“谈何容易”是总体谈论向君王进谏会出现的两种情况。它的出现, 是吴王再三追问, 并表现出渴贤欲治的决心与欲望, 同时以非有先生“怀能而不见, 是不忠也”而斥责, 又以“见而不行, 主不明也”自贬,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可以谈矣”, 如此一来, 便把非有先生逼上绝路, 使他非谈不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吴王说“可以谈矣”中, “谈”是动词, 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谈”就是谈论的意思。最后非有先生被逼至绝境, 从而使他第一次发出:“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的感叹, 这里的“谈”是继吴王的“可以谈”而发出的, 我们可以将其认为是非有先生的一个机智回答, 将其意转为名词“言谈”, 但更合理的理解, 应是动词“谈论”。 非有先生发出感叹之后, 谈论的内容为“夫谈者有悖于目而拂于耳, 谬于心而便于身者, 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这句话中, “谈者”, 除可理解为说话的人之外, 还可理解为谈论的内容, 且后者应该更符合原意。因为, 这句话是“谈何容易”的内容, 也即谈论的内容, 由此可见, “谈”应为动词“谈论、进谏”。在这里, 谈论的内容有两类:一是, “有悖于目而拂于耳, 谬于心而便于身”。这一类, 指的是慷慨直谏的耿介之士的言论, 他们往往直陈时弊, 专戳政治之痛, 帝王之羞, 无情揭露其短板。二是, “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这一类是指那些阿谀奉承的奸诈小人, 他们只为愉悦君心, 蔽塞进谏之路, 迷乱君王视听, 使君王沉溺于他们创造出来的世外桃源, 而无视朝政。这两类言论内容, 指向两种朝廷大臣, 而这言论的最终归宿在于君王, 听与不听完全取决于君王, 如果不是“明王圣主”, 那么就不能明辨是非, 谈论进谏则是弊大于利。非有先生将谈论的两种后果抛给吴王, 让吴王做判断, 吴王则表现出帝王风范, 以宽容的态度让他“试言”。至此, 是第一个“谈何容易”的出现, 他总说了进谏的两种方式和其导致的后果。 由这个“谈何容易”的内容可知, 非有先生把进谏的困难总结了出来, 并强调了君王的重要性, 从侧面表达出君王接受进谏内容的不易, 也反映出谈论什么内容才能让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