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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的正义之思 第欧根尼莎拉在著名哲学家的故事中写道：“根据欧法尼奥和帕尼提夫的说法，有人发现了丽娜和帕尼提夫理论的开始经过了多次修订和重写。”。” 一、 对话者的突破—柏拉图的“申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呈现给我们的第一句话是“苏格拉底:昨天, 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块儿来到比雷埃夫斯港, 参加向女神的献祭, 同时观看赛会”。 (327A) 和苏格拉底一起来到比雷埃夫斯港的人物颇为耐人寻味———阿里斯同的儿子、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在整部《理想国》中, 格劳孔是核心的对话者之一。今天我们已无法完全确证格劳孔的具体生平细节, 但色诺芬在他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载到:“阿里斯通的儿子格劳孔还不到20岁, 由于一心想在城邦政府中做一名领袖向群众演讲, 他的亲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止他, 从而使他免得闹出被人从讲坛上拖下来的笑话;只有苏格拉底为了哈尔米戴斯和柏拉图的缘故善意地关怀, 并制止了他。” (3.6) 构成教化的关键环节在于这场“献祭”的活动, 那么这场与虔敬相关的活动何以会显得如此“奇怪”? 提到有关雅典的女神, 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的是雅典娜, 而柏拉图也一直没有明确指出雅典人在这里所献祭的女神具体是谁。直到第一卷的结尾, 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被苏格拉底驳倒之后说:“你就把这个当作朋迪斯节的盛宴吧!” (354A) 那么雅典人为何要祭祀朋迪斯女神?而比雷埃夫斯港又有怎样的寓意?这场祭祀本身又反映了怎样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记忆?这些问题, 都将与雅典人的战争记忆密切相关。 二、 结语:战争记忆 《理想国》的这一开篇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密切相关, 这种关联性首先就体现在整个对话发生的时间。虽然柏拉图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整场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 但是《理想国》开篇有关朋迪斯女神的祭祀这一场景却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范围。有关朋迪斯女神被引入雅典的时间, 以及雅典人第一次祭祀的时间, 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泰勒认为, “ (根据种种原因) 所有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凑合起来, 暗示设想的谈话年代一定是尼西阿斯合约 (公元前421年) 或公元前422年以前的休战时期。……苏格拉底必须被认为不过是在中年, 大约50岁”。 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不仅仅是雅典帝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也是希腊世界开始走向没落的开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世界内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而在这个过程中, 昔日马拉松时代的辉煌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退居历史的幕后, 随之而来的是党争、杀戮、阴谋与民主制度下的混乱。所以所谓“转折”, 不仅意味着外在形式的由盛而衰, 同样意味着古典希腊的文明乃至德性都逐渐走向滑坡。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样记载:“过去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 但是那次战争在两次海军战役和两次陆军战役中就迅速地决定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 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 被破坏, 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 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战争爆发后, 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 如果正如Nickolas Pappas所言, 公元前430年朋迪斯女神被雅典立法作为公共崇拜引入,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又告诉我们雅典人是第一次庆祝的话,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 柏拉图笔下的这场祭祀就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 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429年。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从一开始就笼罩了雅典———战争开始不久的公元前429年, 伯里克利去世。修昔底德这样评述伯里克利:“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 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 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 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 所以他没有逢迎他们的必要: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 以至于他可以对他们发出怒言, 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的公元前431年, 伯里克利发表了著名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表达了对雅典制度的赞颂, 他说道:“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 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 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 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 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因此, 柏拉图在《理想国》开篇所呈现给我们的“战争记忆”, 不仅仅指向城邦在政治层面的危机, 同样也反映了宗教、道德和灵魂的危机。柏拉图在为我们描绘了这场祭祀表面的安宁、祥和之后, 所真正要呈现的是隐藏在背后的“礼崩乐坏”。对柏拉图而言, 当时的雅典正如《理想国》第二卷中所说的“奢侈的城邦”一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