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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间文学之管窥 自19岁开始。魏晋末代（公元前500年），孝文帝从平城迁至洛阳，孝武帝于534年西迁关中。隋朝的洛阳政权在40年后被划分为东魏和西晋。北方文学的中心也分为两类：原始洛阳、子洲和长安。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影响,邺下与长安的文学发展态势各有不同。 邺下为东魏、北齐之国都,地处黄河中下游一带,曾是北魏文化发达地区,其文学继承北魏“文雅大盛” 一 滨河文人对结果的表现 洛阳文学深受江左文风影响,文人的文学风格多“文藻华赡” 范阳卢柔,“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诏贺拔胜出牧荆州,柔谓因此可著功绩,遂从胜之荆州” 洛阳西进文人中,首先以卢柔与唐瑾为代表,他们的文学生成于北魏时期,具有洛阳文学典型的华美的特点。范阳卢柔,“性聪敏,好学,未弱冠,解属文” 北魏末期河东文学直承洛阳新风并延续至西魏,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关中文学的与时俱进,而河东裴、柳、薛三氏的学术在整个关陇学术圈内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裴诹之,与兄裴让之俱知名,少则广延师友,尝借常景书,五行俱下,过目不忘。杨愔合门改葬,诹之为之作十余通碑志,文皆可观。其兄让之已有“能赋诗” 河东裴诹之、柳虬、薛慎文学与范阳卢柔文学皆有对江左文风的“祖述”,但其在辞彩追求上又有着明显不同。河东士人之文学以质朴雅正为主,亦极力吸收或清丽、或美艳的洛阳文学篇章。今裴诹之、薛慎文学作品虽已不存,然时人并未以华美富赡来品评他们的文学也是事实。柳虬《上文帝疏论史官》: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敢以愚管,轻冒上闻。乞以瞽言,访之众议。 该文以博通文史之才情,时出横议,同时也注重了句式的对仗工稳。限于文体,此疏并无华丽富赡的语言,却更富于关中文学质朴雅正、注重实用的特质。此虽与苏绰文体改革下的公文体式要求有关,但也不排除柳虬自身的个性倾向。 当时河东士人中可与卢柔并称的是河东薛寘。薛寘“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 关于卢柔的文学,《周书·卢柔传》尚有其他类似记载。其随贺拔胜奔梁后,“胜频表梁求归,武帝览表,嘉其辞彩。既知柔所制,因遣舍人劳问,并遗缣锦” 北海唐瑾是入长安的另一知名洛下才子。唐瑾“博涉经史,雅好属文” 唐瑾始入西魏即大为宇文氏所器重,时宇文泰相府“军书羽檄,瑾多掌之” 唐瑾一生著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可考者有《妇人书仪》八卷、《书仪》十卷、新仪十篇、碑志一篇。今存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西岳华山神庙之碑》,立于北周天和二年(563),碑文系唐瑾撰,赵文渊书。碑文集中体现了北朝文学融和南北文学之两长后的新进展。前半部分为序辞,如“下枕周秦之郊,上应东井之宿。俯临汾射,咫尺荆梁” 通观全碑文,既有华藻纷起、音节流转的江左文风,又有质朴洗练、典雅厚重的关右笔风,体现了这一时期洛阳文学与关陇文学在交流的过程中趋于融合的走向。不过,对此条畅通达、爽心豁目的碑文,明代文人却颇有微辞,或以为“文词殊无超拔” 二 风特征的文学色彩 就生平经历而言,卢柔与唐瑾的文学在北魏洛阳时就已生成,而李昶与元伟则是少小成长于洛阳,曾受家学影响和洛阳文学的熏染,二人文学初步形成于洛阳,真正成熟期当是入长安之后。可以说,李昶、元伟二人的文学生成受洛阳文学、关中文学的共同影响。 顿丘李昶,小名那,为北魏御史中尉李彪孙,父李游、伯父李志属尔朱荣之乱,皆奔江左。李昶由洛阳入关中后,被赐姓宇文氏。因其文学生成受洛阳文学、长安文学的双重影响,体现出东西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所以其文学在洛阳西进的文人中很值得关注。 李昶自小沐浴在洛阳文学文雅富赡的氛围中,“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创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而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 李昶与关中本土文人的文学交游及其文学作品因弥历年岁而多不存世,惟其与庾信、徐陵的一些赠答诗文尚在,以此可约略推知其文学之斑斓。 今存庾信和李昶诗三首,李昶和诗一首,罗列于此,以做比较: 庾信《和宇文内史入重阳阁》: 北原风雨散,南宫容卫疏。待诏还金马,儒林归石渠。徒悬仁寿镜,空聚茂陵书。竹泪垂秋笋,莲衣落夏蕖。顾成始移庙,阳陵正徙居。旧兰憔悴长,残花烂熳舒。别有昭阳殿,长悲故婕妤。 14 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