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梁朝《孝经义疏》.docxVIP

梁武帝与梁朝《孝经义疏》 《汉书艺术文化志》中共有11种类型的“孝经”，共计59篇。而《隋书·经籍志》中《孝经》合十八部, 六十三卷。如果把亡佚的书也算入的话, 合五十九部, 一百一十四卷。足可见汉代至隋代《孝经》学的发展。而从《隋书·经籍志》的《孝经》部的存目情况来看, 可知梁朝《孝经》学的发展盛况。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五经博士严植之, 尚书功论郎曹思文, 羽林监江係之, 江逊等注《孝经》各一卷;释慧始注《孝经》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经一卷;诸葛循《孝经序》一卷” 一、 梁武帝朝臣与皇室生徒的推动作用 汉代以孝治国, 故《孝经》自此成为皇室子弟必读的启蒙读物。同样, 《孝经》也是梁朝皇室启蒙的必读之物。梁武帝之弟鄱阳忠烈王萧辉“幼聪颖, 年七岁, 能通《孝经》《论语》义, 发擿无所遗。”昭明太子萧统“生而聪睿, 三岁受《孝经》《论语》”。而以梁武帝对《孝经》的推行, 不仅仅是延续汉以来把《孝经》作为启蒙读物的传统, 更是通过撰写《孝经义疏》、宣讲《孝经》进一步地推行孝治。 梁武帝造《制旨孝经义》, 以帝王的身份对《孝经》进行了阐释。这个举动无疑对朝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侯朝臣皆表质疑, 高祖皆为解释。”在这存疑释义的问难过程中, 《孝经》得到了众人的关注, 而梁武帝根据政治需求向朝臣传递了《孝经义》的新意。中大通四年, “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 生十人, 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在梁武帝的影响下, 梁朝的皇室成员也纷纷响应。天监八年, 昭明太子“于寿安殿讲《孝经》, 尽通大义。讲毕, 亲临释奠于国学。”《隋书·经籍志》中“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就是此时留下的。此外, 梁简文帝也有《孝经义疏》五卷。皇室成员宣讲《孝经》、撰写义疏的行为对朝臣来说是一个信号, 显示着《孝经》在新朝代的政治价值。以善《孝经》而获官升迁的例子在梁武帝时期并不少见。明山宾向梁武帝荐朱异, 高祖“使说《孝经》、《周易》义, 甚悦之, 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其年, 高祖自讲《孝经》, 使异执读, 迁尚书仪曹郎, 入兼中书通事舍人, 累迁鸿胪卿, 太子右卫率, 寻加员外常侍。”徐勉在殿内讲《孝经》后, “转太子詹事, 领云骑将军, 寻加散骑常侍, 迁尚书右仆射, 詹事如故。”这些事例必然刺激朝堂后进者, 促进朝臣对《孝经》的研读。 而朝臣对《孝经》的精研又影响到广大士子生徒, 其中以《五经》博士、国子助教的影响为最。《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严植之曾注《孝经》, 皇侃撰有《孝经义疏》, 太史叔明撰有《孝经义》, 可见他们对《孝经》的精通。三人中, 严植之为《五经》博士, “植之讲, 五馆生必至, 听者千余人”;皇侃“起家兼国子助教, 于学讲说, 听者数百人”, 太史叔明为国子助教, “每讲说, 听者常五百余人”。除《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载的, 善《孝经》的《五经》博士还有褚修、孔佥, 他们的生徒也不在少数。在以《五经》博士、国子助教为代表的朝臣的推动下, 《孝经》得以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求学的士子生徒。待到这些士子进入朝堂或为政一方时, 他们的统治政策必然受到《孝经》思想的影响。 在汉代, 《孝经》的学术地位虽不及《五经》, 却传播广泛且影响深远。而梁朝在梁武帝的影响下, 以“帝王—皇室—朝臣—士子—百姓”的途径, 形成了“一人—多人—全国”的网络, 掀起了由高层刮向低层的《孝经》热。 二、 梁武帝处理儒家孝政策 唐代道宣法师所编的《广弘明集》收录了南北朝至唐初的重要的佛教论文, 而梁武帝的《孝思赋》被收入了第十卷《归正篇》。从题目来看, 《孝思赋》之名彰显的是儒家孝道。从内容而言, 全文抒发了梁武帝对双亲的怀念和对孝行的赞美, 儒家孝道思想明显, 很难看出佛教思想的痕迹。但在序言里, 梁武帝自言“每读《孝子传》, 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 拊心呜咽”。父母之恩“慈如河海”, 而他却“孝若涓尘”难以为报。虽为天下之主却无奈双亲早逝而不及奉养, 故“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 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 以表罔极之情, 达追远之心。” 佛教在入中国之初, 因其不奉父母、不事婚娶的教义与儒家孝道相悖而受到儒家学者的非议。梁武帝时, 荀济曾上表言:“其释种不行忠孝仁义, 贪诈甚者号之为佛”, “若天下习之, 陛下则无以自处”。面对如此抨击, 梁武帝以诛杀的铁血手段表明了他的坚决态度。而此时期的佛教, 也在传教的过程中对儒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改造。“孝”被分为“入世间的孝”和“出世间的孝”, 前者重在奉养父母, 后者则通过修行使父母得到福报。《高僧传》中有记:晋竺法旷, “事后母以孝闻, 及母亡行丧尽礼, 服阕出家” 佛教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是梁武帝建寺素食追念双亲的前提, 也为梁武帝提出将佛教与儒家孝道融合提供了可能。在《述三教诗》里, 梁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