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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者的文学概念的起源与流变 “隐士文学”的概念是周作人为纪念康有为的《抑郁》而发表的一篇题为《仲密》的文章。1922年3月26日，据《每日邮报》报道，这是一篇署名“姜密”的文章。钱理群先生曾在《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一文末尾概要指出, “周作人所提出的‘受戒者的文学’的概念, 倒是值得注意的”, 惜乎并未对何为“受戒者”进行展开式分析。钱先生认为, “受戒者”是与“儿童”相对的受众对象, 区分条件即周氏所说的, 是“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 还是“正需要性的教育”。“受戒者的文学”概念进而可以引申为文学作品接受范围的议题。换言之, 钱先生判定, 在周作人的思想中, 《沉沦》这部作品仍属于儿童不宜的范畴 一、 对“神秘主义”与“诗性体验”的广泛关注 寻求周作人“受戒者”概念的来源本不必舍近求远。这一概念在周氏早期 (1916) 在哈里森的书中, “受戒” (initiation) , 或可更通俗地称为“加入” (going in) 的仪式, 被野蛮人用于强调从孩童到成年的差别和转变, 此时“之前的东西已经逝去, 新生之人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历程” 哈里森关于“受戒”论述中的神秘主义内容之所以能够影响周作人此时的思考倾向, 是其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纵观周作人一生, 在持续获得科学理性知识的同时, 他都保持着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而他之所以选择“受戒”这一字面上的宗教 (佛教) 术语来翻译“initiation”一词, 本身就反映了其对该词神秘主义特性方面的兴趣 在周作人多次征引的斯柏勤 (Caroline F.E.Spurgeon) 《英文学上的玄秘主义》 (Mysticism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一书中 斯柏勤指出, 虽然柏拉图的《会饮》与《斐德若》可以被看作欧洲“猜测性的神秘主义”的源头, 但到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 (Plotinus) 那里, 才在完全的意义上奠定了欧洲神秘主义的基础, 使神秘主义不仅是猜测性的, 还是实践性的 藉由上述等多个中介, 再加之许久以前产生并一直持续下来的对《圣经》本身及基督教的关注 (包括想重译《圣经》的冲动等) , 周作人对这种与诗性相关的神秘主义体验的兴趣持续发酵。除因研究布莱克涉及的泛神论相关内容外, 波斯神秘主义诗人, 以及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等都引起了周作人的注意 因此, 尽管周作人的“受戒者”概念中确定无疑地吸纳了神秘主义的要素, 但也仅止于对诗性体验的兴趣与强调。这也是为何他在论述“神人合一, 物我无间的体验”的《圣书与中国文学》 (1920) 一文中即使要讲《旧约》, 也首先复述了哈里森对仪式与艺术关系的学术性见解。他看重的是神秘主义与诗性体验导向智慧的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 “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 二、 “受戒”与“性的禁忌” 1925年上半年, 周作人在编《陀螺》译文集时, 为之前发表过的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情歌》译文增加了一条新的注释:“安地米盎, 为月神所爱;耶西盎为地母 如前文所述, 其实早在1921年, 周作人已经越来越确定地将“受戒”这一概念与古希腊得墨忒尔 (地母) 相关的宗教秘仪联系在一起, 只是他当时更侧重其“神人合一”的神秘主义的一方面。他在《〈希腊的挽歌〉附记》 (1921-09-14) 中写道:“这三首歌表面上虽然不同……但有一个中心思想, 便是将死与结婚并在一处。这个思想起源于宗教上的神人合一的希望, 成为希腊古代秘密宗的奥义, 经了新柏拉图派的醇化, 愈益高上, 流入欧洲造成后来的神秘主义。在现代希腊民间, 还是一种活的思想, 但是没有抽象的意义, 所以仍然沿了古代密宗的譬喻, 将死与结婚合成一物, 以为现世的死便是彼世的结婚。” 不过, 随着阅读的增多与思考的深入, 周作人对“受戒”概念本身的关注点逐渐发生了转移。在提到上述“受戒者”的《〈镜花缘〉》一文中, 周作人引王尔德《说诳的衰颓》 (The Decay of Lying) 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该篇对话出自周作人于1922年3月所购王尔德的《意趣集》 (Intentions) 。恰恰是在同一本文集中的另一篇名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 (The Critic As Artist) 的著名对话中, 王尔德指出, 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 ( 在王尔德将“受戒”与文学艺术直接联系起来的启发下, 周作人阅读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的著作显然更具有了针对性。后者在《希腊宗教研究导言》中为“秘仪”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即“陈列有某些不能被未接受特殊净化 (purifications) 的崇拜者安全观看的特定圣物 (sacra) 的仪式” 周作人在作于同期的《净观》一文中写道:“平常对于秽亵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 一是艺术地自然, 二是科学地冷淡, 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