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亲政前后的朱批.docxVIP

光绪帝亲政前后的朱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帝位于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特征,在王朝后期即明清两代,尤为突出:皇帝不仅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且因宰相制度废除,皇帝须亲自理政,故同时亦成为政府首脑。皇帝理政的重要形式,就是处理国家的政务文书。自清雍正朝起,奏折逐渐取代此前的题奏本章,成为最重要的政务文书。国家重要政务,由具备奏事权的京中及外省官员具折上陈,经由奏事处径达御前,皇帝在阅后给出意见进而发下执行,由此完成军国大事的处理,维持政治的有效运转。在这一制度之下,看折、批折,就成为清代国家政治运作中核心的部分。皇帝对奏折的理解,进而潜心思考、批答,皆关乎国计民生或军国要务,故分量极重。使笔者感兴趣的是,皇帝的奏折批阅这一重要的国务活动,是否有过完整的训练? 清朝在雍正帝之后,历任统治者的即位年龄分别是:乾隆帝24岁,嘉庆帝36岁,道光帝38岁,咸丰帝19岁。当他们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开始批阅奏折之时,皆已成年,此前已有过较完整的教育和政务训练,故其批折的训练过程,我们不得而知;而同治帝、光绪帝分别以5岁、4岁的幼龄继位,而后方开始接受教育,故我们可推测,他们的经学教育、书法训练、奏折批阅,都是在继位之后从零开始的,有着相应的过程。那么,他们阅读、批示奏折的本领,来自何处,又有怎样的训练过程?这种训练,是否暗示着他们日后治国思路的源起或影响治国的决策?本文即尝试利用光绪朝一类特殊的档案史料,即光绪帝在亲政前朱笔批示的奏折,来回答上述疑问。 一、 从此奏折办理的规则看这份奏折的意义 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谈及慈禧太后与晚清海军发展一事,其中引用光绪十一年(1885)奏折朱批一件。当时,中法战争结束,左宗棠领衔,会同多人上奏,建议整顿海军,仿造法国样式的兵船。奏折上递后,有朱批称言: 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著准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催,毋得草率偷减,仍致有名无实。 作者对此评论道:“如此恳切的语言,由皇太后亲笔写来,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真实地反映出最高当局在中法战争之后对于海防建设的焦虑心情。” 为此,我们不妨跟踪这一奏折的后续记录。 按照清制,奏折送达御前的当天,经由皇帝朱批者,发下军机处,由当班的军机章京记录题由和朱批意见在册,这就是《随手登记档》;同时,抄录奏折与朱批原文作为副本,即所谓《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述奏折于当年六月初九日抵达御前,查当天《随手登记档》,却发现该奏折题由之下,并无相应的朱批记录,取而代之的,是奏折的后续处理情况: 中法议约已成恳由船政试造钢甲兵船由堂谕封存,初十日见面带上、带下缮旨后仍封存,九月二十一日抄交海军衙门,原折归箍。 根据清代政务运行的规则,上述档案文字的意义是:六月初九日,慈禧太后阅览奏折后,发下军机处,军机大臣令军机章京将该奏折封存,当天不予处理;第二天军机大臣接受召见时,将该奏折带上,听慈禧太后口述意见,然后带下,令军机章京缮写谕旨,并封存原折。九月二十一日将该折抄送海军衙门,原折归入档案。从《清实录》中,我们可查到次日即六月初十日所拟谕旨的全文,称:“左宗棠等奏:整顿海军,拟仿照法国钢甲兵船新式,由裴荫森督率试造等语,前据左宗棠奏请拓增船炮大厂,当谕令李鸿章等妥议奏办。海疆善后,亦饬各抒所见。现在覆奏尚未到齐,左宗棠等所请仿照新式试造钢甲之处,著俟李鸿章等覆奏到日,定议后再降谕旨。” 不过,明发上谕也说,“著俟李鸿章等覆奏到日,定议后再降谕旨”。有人会问,前引朱批有无可能是后来的“再降谕旨”呢?我们不妨对这道奏折作进一步追踪。当年十月初二日有一道上谕,提到该折的最终处理结果,称言:前据左宗棠等奏,中法议约已成,恳由船政试造钢甲兵船一折,“著裴荫森即将新式双机钢甲兵船,先行试造一号。如果试验合用,将来再行奏明陆续添造。目前所需造船经费,即由闽省前存洋款内拨用。” 对比前引朱批,可发现两者间显见的差异:朱批允许“准其拨款兴办”兵船三号,而上谕仅允许“先行试造一号”;朱批要求“拨款”,但未说明款项来源,上谕则对款项来源有明确交代。朱批本是不可更易的上谕,须发下严格执行,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奏折朱批并未交军机处登记,也未形成相应的上谕。暂不论其作者,前前后后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是一份形式特殊的奏折,它的朱批,并无相应的行政效力。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先从这一时期奏折办理的规则说起。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间,恭亲王奕诉联合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剪除政敌肃顺、端华、载垣等人,为小皇帝拟定“同治”年号,废除咸丰帝临终所定“襄赞政务大臣”制度,代之以垂帘听政及议政王议政之制。在这一新的制度中,奏折处理,由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旨批发,谨拟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字样”。 光绪帝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