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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看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态 土地是人类必须获得基本物质的基本材料。因此，土地制度必须满足人口变化带来的需求。土地制度不应最终僵化，以忽视人们的生活需求。如果说土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根本, 那土地所有制无疑就是土地制度的核心。梳理我国古代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其总是围绕着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制、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三者交替演变, 从而最终形成了我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制演变的规律。把握这些规律, 是挖掘当前农村土地改革所依赖之本土资源的重要途径。 一、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及其历史评价 (一) 周人对土地的分配 周人灭商以后, 政治上推行分封制, 经济上实行井田制, 而这两种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制。对此, 周人概括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达。《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这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周代土地国有的事实。正因为土地国有周初才能够广泛推行分封制。分封, 即为了实现巩固政权的目的, 把国家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配给周的同姓子弟和个别的异姓功臣。周人作为胜利者, 建立了新的统治, 从而以法统上的合法资格获得了对全国土地绝对的所有权。周天子把土地分配给诸侯, 诸侯也可以再把这些土地分配给自己的子弟。对诸侯来说, 这不过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再分配。面对商代遗民, 周王也制定了专门的土地政策。商人由原来的统治者变成现在的被征服者, 过去享有的财产权利与其他权利被周统治者一概剥夺。当然, 周人为了显示其好生之德, 在商人诚心接受周人统治的前提下, 允许新领主颁给他们一些土地。不过, 一旦商人“不克敬”, 结果将是“尔不啻不有尔土, 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周王对土地的处置行为,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恰恰显示了他作为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从现在的材料来看, 周初确定的“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大体上在周夷王之前仍能得到强有力的维护。从夷王开始, 周天子的控制开始减弱, 诸侯贵族逐渐突破约束把土地用于交换、租借、赔偿等活动土地国有制开始向土地私有制的道路过渡。当然, 这一过渡历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 “趋利避害”的《春秋》说 私田的发展, 是春秋中后期一个出现的普遍现象。如何处理由土地国有制母腹中生长出来的土地私有制, 这是各国面临的一个难题。郑国的实践表明, 采取向私田征税的方法, 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公元前594年, 鲁国实行“初税亩”, 从而开始了“履亩而税”, 这实在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这种改革的背后, 隐含着私田数量激增, 大量的劳动人口离开了公田 (井田) , 鲁国的统治者依靠与公田相适应的赋税制度, 已经难以保证正常收入的严峻事实。在井田制下, 相应的赋税制度是“藉法”。所以《国语·鲁语下》说:“先王制土, 藉田以力。”“藉”, 与“借”同义, 即借助在井田上的农奴的直接劳动, 来满足国家的粮食及其他物质的需要。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小农的队伍迅速扩大, 私田数量大大增加。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可能编写《春秋》的史家, 写下“初税亩”这一变革性的规定时, 情绪是伤感的、无奈的。但是, 这个事件却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 奴隶主统治即将成为过去, 新兴的地主阶级很快就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三) 土地的受田与配田 均田制的实施时间是从北魏到唐前期。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后, 就颁布了新法, 实行均田制。隋代均田的具体办法是: (1) 关于农民的受田, 《隋书·食货志》记载:“男女三岁已下为黄, 十岁已下为小, 十七已为中, 十八岁已上为丁。丁从课役, 六十为老, 乃免。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 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 率三口给一亩, 奴婢则五口给一亩。”这对农民授田进行了规定, 按照年龄给予一定的划分。 (2) 关于官吏的受田, 《隋书·食货志》也有明确的记载:“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 皆给永业田, 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 少者至四十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 至五品, 则为田三顷, 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 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 以供公用。”需要指出的是, 隋代的均田制与前后朝代相比, 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在此时期, 土地有露田、麻田、桑田及宅地等类别之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以分到四十亩露天, 妇人则可以分到二十亩;男子成年之后, 则又可授予二十亩桑田, 如果男子没有世袭所得之桑田则国家按照制度分地, 如果已经拥有世袭所得之土地, 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不加干预, 没有二十亩的国家会负责补齐, 如果有多余的部分要将其充抵应授的露田中的倍田, 再多的也不充做露田来还授。并且国家规定, 麻田和露田不得擅自买卖, 桑田虽然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