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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方合作主义思潮的传播与实践 中国的合作理论起源于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知识分子带着中国往来于何的担忧，从西方带来了各种救赎之方。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被一些知识分子奉为济世良方而介绍进来,传播开去并起而实践。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少系统、全面研究民国初期的合作主义思潮。笔者早年虽然尝试作过一些研究,但也仅仅涉及个别人物的合作经济思想,把民国初期合作主义者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比较少。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初期合作经济思想有了一些研究:毛传清从合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角度研究了合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方法和途径;陈意新对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从温和化——本土化——国家化的演变历程中论述了对以后国共两党的农村合作实践的影响;赵泉民则力图揭示合作运动在中国遭遇困境的思想文化根源并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阐述合作主义经济思想的作用;魏本权则从对合作主义本土化到乡村化的转化勾勒了农业合作中心论的成长历程;刘超则从合作思想在东西方学理的差异角度论述了合作经济思想中国化的过程。1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揭示出合作运动从城市转向农村即中国化的内在动因与社会背景,更没有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两大主题:救亡与启蒙关系的宏观视野来论述西方合作思想中国化演变的内在逻辑。因此,笔者试图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以求教大家。 一、 文化政策与合作社 近代西方的合作主义运动在19世纪中期以两种主要的合作社形式发展起来。一是消费合作社,源于1844年由英国罗虚代尔镇28名纺织工人创立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另一是信用合作社,源于1860年的德国小镇福来默斯菲尔德,由镇长弗里德里希·雷发生创办。当罗虚代尔的纺织工人每人出资1英镑创立“先锋社”时,他们的想法是组织一个合作购买的代理机构,以批发价买进商品,再以零售价卖出,主要是卖给社员,然后将利润定期分红给社员,以使工人而不是商人取得利润。雷发生的方法是农民自己筹款组成一笔合作基金,让为生产目的而需借钱的人从基金中得到低利率贷款,使农民们通过自己的互助而取得生产的资金。 根据罗虚代尔先锋社的宪章,一个合作社的原则包括:(1)社员缴纳会费;(2)实行有限责任制;(3)一人一票制;(4)由选举出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交易;(5)社员有权监督账目;(6)每位社员分红的多少由其在合作社的购买量决定;(7)每季度分红,以使社员的红利在每一季度中能在合作社滞留一段时间,作为社员的存款和合作社发展的资本。雷发生合作社以信用事业为主,有些不同的原则。它要求社员还贷款时要付利息;认为个人信誉而非财产抵押是获取贷款的主要条件。但在组织原则上雷发生合作社以罗虚代尔先锋社为蓝本,实行选举和管理的民主制。 这些原则的立意在于每一社员的参与和管理,他是劳动者的联合,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企业以资本一方为主导的组织制度,使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具有劳动人民的经济组织特性。由于起源与业务实践的不同,消费合作社大多为工业城市地区工人间的组织,而信用合作社则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合作主义思想被介绍进一些新式学校,如北京京师大学堂间接的从日本引入西方的合作经济课程“产业组合”。有的经济学者在编撰教材的时候也介绍过合作社,如汪延襄先生的《银行新论》,其中十章四节“人民银行”,论及信用合作和消费合作。然而这只是比较简单的介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真正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法,引起各界注意的宣传,首推朱进之和徐沧水。 朱进之(1988-1923)是一位教育家、经济学者。曾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上介绍欧洲合作制度。他认为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金融制度,只为少数富人谋利,并不为多数平民群众解决困难。因而他主张建立平民银行,使平民得到资金融通的便利。除此之外,朱进之还在上海教育会做过平民经济问题的讲演,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暑期学校举办贫民经济讲习班,号召知识阶层首先起来实行,组织合作社。 徐沧水(1895-1925),长沙人,起初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民立》报编辑,又办实业编辑社,1916年在私立南洋商业公学讲学,开始宣传合作社,先后在《银行周报》上发表《消费公社与百货商店》、《说产业公会》和《平民银行之商榷》等文章。不久赴日本考察合作经济组织,两年后回国,任《银行周报》主笔,连续发表《盈利主义之校正与消费银行之研究》等文章,宣传合作主义。他们两人虽然竭力宣传合作主义,也发表了不少文章,终因为英年早逝,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五四运动后,合作主义和其他思潮一样涌进我国。当时宣传最力、影响最大者当推薛仙舟(1878-1927)。薛氏为早期倡导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考察了美英德诸国的合作制度,深深为西方合作主义思想所吸引,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