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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不上高等教育说质疑 “礼不为普通人，惩罚不为医生”（礼记歌礼）为研究周朝的“礼”和“刑”带来了许多混乱。略举两种对立的疏解:对于礼,郑玄注:“为其(庶人)遽于事、且不能备物,”故庶人不能行“礼”。黄氏裳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说:“周礼小司徒职民之器物,比闾共置,岂庶人之礼不备哉!王者制民之产,仰足以养民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虽夭、穷、废疾无告者,自有闾党使之相救相稠,岂是民穷而无礼哉!”对于刑,许慎说:“古《周礼》说:士尸诸市,大夫尸诸朝,是大夫有刑。谨案:《易》曰:‘鼎折足,覆公,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孔颖达却说:“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曲礼》)过去的注疏家们只能按照自已的观点、见解,对原文作一些猜测和训诂。他们不能从建立在周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把握礼、刑的实质,更不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这种说法代表什么社会集团的政治要求,因而这种争论终于是一笔糊涂帐。 奇怪的是,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反而消失了。不少论著皆认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周代的史实,而且似乎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这一历史现象。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卷一)说:“礼不下庶人”,则表明,奴隶大众不仅被剥夺了一切特权,而他们自已也包涵在奴隶主贵族所享有的特权之中了。 钟肇鹏同志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反映了奴隶社会里‘礼’和‘刑’的特点”。(《学术月刊》一九六三年第二期)金景芳同志说:“当时对有姓氏的,例如国人,用礼;对无姓氏的,例如野人,就不用礼而是用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点,也反映它还带着氏族社会的痕迹”。(《历史研究》一九六九年第三期)这种不以事实为根据的讹传只会把研究工作引入迷途。 大量史实表明:周代的“礼”和“刑”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关于周代的社会性质,笔者认为是封建社会,这里存而不论。)“礼制”体现“牧师的职能”,它在政治、思想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同时,也是欺骗、麻痹庶人、工商的工具,因而“礼制”要强加于庶人;“刑制”体现“刽子手的职能”,它对庶人、奴隶是暴力统治的工具,对违背周王朝利益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也要用“刑”加以制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只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贵族的政治要求。 “礼制”是周朝统治工具,是被统治者和服务者 据王国维考证:礼开始于对神的祭祀。“《说文》示部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考古人盛酒以奉神之器,谓之豊,由豊而推之奉神之酒,曰醴,又推而至于奉神之事,则谓之礼。”(《观堂集林》卷六)《礼记·礼运》说:“礼之始,始诸饮食。”说明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最初它只是对神和祖先崇拜的仪式以及氏族聚食中的礼节。但到了阶级社会,“礼”便逐渐转化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统治者专擅了“制礼作乐”的大柄,掌握了祭祀天地山川的特权。不过,在夏代、商代的礼都比较简略,“朴质无文”,周代加以发展、丰富,成为周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统治臣民的工具。“礼制”经过周公旦的系统整理和发展,内容已十分繁富,囊括了臣民的“视、听、言、貌、思”。但是,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至孟子而不具,至秦大坏”。(《议书·艺文志》)现存的《周礼》、《仪礼》、《礼记》均出自汉代,因而真假杂揉,颇多后人的伪託。好在先秦的典籍,涉及“礼制”的论述甚多,尚可窥其概要。 (一)“礼制”,确定各等级和阶级间尊、卑、贵贱的臣属关系。周人敬天畏天,立法行事,都要在“天道”上找到依据。“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左传》文公十五年)阶级剥削、压迫关系也披上“礼制”的神秘外衣,统治者捏造“天有十日”,因而人类社会也应该有十个等级。《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等级的贵贱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臣属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春秋之义,以贵治贱。”(《穀梁》隐公九年)通过“礼制”确定等级臣属关系,在于“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保证贱不妨贵,小不加大,是“礼制”的核心内容。 (二)礼制宣扬忠、孝、恭、顺等伦理道德观念。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下,忠孝对维持君臣父子关系,巩固统治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全体臣民对周王要“忠”,诸侯大夫士逐级臣属关系也要“忠”。统治者自称是民之父母,《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因而“孝”也由血缘关系转化为阶级关系。忠和孝是维护周代统治的精神支柱,并由此派生出仁、义、恭、顺、卑让等道德观念。齐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礼又是衡量个人品德的尺度。“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