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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荣辱观新探 一 以“仁”为标准的荣辱观 《孟子》中的“荣”一词只出现过两次。本文主要探讨了“荣”、“伤害”与“善”的关系。 首先,孟子明确提出,以“仁”与“不仁”作为判断荣与辱的道德标准。明荣知耻,划清荣辱的界限,确立荣辱的衡量标准,这是儒家荣辱观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仁”字,既指“仁”德,又指“仁 为什么“仁则荣,不仁则辱”呢? 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仁”与“不仁”关系到天下、国家、宗庙以及个人的安危。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这就是说,“仁”与“不仁”,是统治阶级能否“得天下”、“保社稷”的关键,也是士、庶人能否安身立命的根本。“得天下”、“保社稷”,是因为行“仁”,行善,从而“得民心”的结果。在孟子看来,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社会安宁和谐,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比这再光荣的事了。“四海”、“社稷”、“宗庙”、“四体”不保,才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大的耻辱。在这里孟子阐发了树立以“仁”为标准的荣辱观对个人、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 孟子进一步把“仁”的重要性,形象地比作人们的安全的住宅。“夫仁,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他高度评价了“仁”的巨大的作用,“仁之胜不仁犹水胜火。”(《孟子·告子上》)他甚至断然说:“仁者无敌。”并且要人们深信“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又强调指出:“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他还引了《诗经》为证:“《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某些不仁的君臣怎能为善、为仁呢?只不过相与沉溺,直至含羞(辱)而死罢了。 因此,孟子批评了一方面讨厌“耻辱”,即“恶辱”,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干起“不仁”的勾当的人。“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这里强调了“耻辱”与“不仁”的不可分割性,也就进一步论证了“不仁”是“耻辱”的根源与标准。 孟子曰:“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如耻之,莫如为仁。”(《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深刻揭示,一个人之所以沦为仆役,就是由于他自己没有去行仁、行智、行礼、行义。只要他坚持行仁,就会从根本上免去自己沦为仆役的耻辱。 朱熹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于仁也。不言智礼义者,仁该全体,能为仁,则三者在其中矣。”(P294)他认为,孟子说这话的用意就在于要把人的知耻之心引导去立定行仁之志。而一个人只要能坚持行仁,也就一定能同时行智、行礼、行义。因为,仁内含着智、礼、义;仁是最根本的。 孟子在与学生公孙丑对话中,还具体阐述了劳动与荣辱的关系。在孟子看来劳动是光荣的,而不劳而获是耻辱的。 公孙丑问孟子:“《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攴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 “不素餐兮”,即“不白吃饭”,载于《诗经·魏风·伐檀》。是用“素餐”来讽刺贪官污吏。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不仅提出了以劳动为荣、以不劳而获为耻的思想,而且明确了作为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君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提倡了勤勉敬业的精神与品德,反对一切贪图安逸,厌恶劳动的思想行为。 二 “吾耻之以基因项目为主” 《孟子》中对“耻”和“辱”的评述。 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这表明官吏的职责与光荣就在于能切实推行仁政,反之则是可耻的。 孟子曰:“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朱熹曰:“声闻,名誉也。情,实也。耻者,耻其无实而将不继也。”“如人无实行,而暴得虚誉,不能长久也。”(P366)孟子和朱熹在这里谈了“名”与“实”的统一性问题。他们都反对“声闻过情”、“暴得虛誉”、“无实”,指出这些都是“不继”、“不能长久”的。 在古代,当贤君发现有的君子穷到没饭吃,以至于不能出来做官承担社会责任时,应引以为“耻”。孟子曰:“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孟子·告子下》)。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打了败仗深以为“耻”,愿意替那些为国牺牲的人雪耻报仇。他说:“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孟子·梁惠王上》)。 “知耻”与“勇”的关系,正如《中庸》所说:“知耻近乎勇。”(《中庸·第二十章》)因为,众所周知,沒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知耻的。孟子对齐宣王说,周武王对于殷纣王在世上橫行霸道,感到义愤填膺,于是就下定决心,起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