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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平等的两重性 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平等问题，必须区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立法的平等，第二个是法律适用的水平，即法律水平的平等。就立法层面而言,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了特权性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等级性。历来学者们对此有许多批评, 在此不再敷述。然而, 就司法层面而言, 平等就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司法公正。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现出了相对的平等性。在专制帝王以下, 法律得到了普遍的适用。古人常说: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这就是说法律适用的对象最高止于王子, 在王子之下, 普天的官员与百姓都需要遵守国家颁行的律典。本文也正是主要在司法的层面阐述平等思想, 用古人的话来说, 就是“一断于法”。 一、 以法律“普遍的遵守”为其价值的法治立场 战国时期, 法家针对“一准乎礼”的儒家思想, 旗帜鲜明地提出“缘法而治”、“一断于法”的主张。例如, 秦商鞅变法所提出的“刑无等级”, 就是要“自卿相将军以致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138借以打击抗拒改革的旧贵族势力, 争取变法改革的法律地位, 宣扬变法的价值取向。商鞅还斩钉截铁地宣布:“言不中法者, 不听也;行不中法者, 不高也;事不中法者, 不为也。”182以此来树立法律的权威。韩非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41成书于战国时的《管子》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以法断制”看作是“大治”的标志。 法家“缘法而治”的思想主张系统的阐述了其法治思想, 其与西方思想家关于法治的八项形式主张之间存在着诸多暗合。比如, 关于法的公开性, 《商君书》说:“故圣人为法, 必使之明白易知, 名正, 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 天下而无死刑者, 非不刑杀也, 行法令明白易知, 为置法官, 吏为之师, 以道之知, 万民皆知所避就, 避祸就福, 而皆以自治也。”关于法律知识的普及, 商鞅认为其目的在于约束官员的行为, 使其不敢擅自对百姓滥权。“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故天下之吏民, 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 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从这里可以看出, 商鞅认为当人民掌握法律知识后, 不但人民会懂得守法, 连官员也会受到制约, 不敢对人民做出违法的行为。这确是法家对法律公开性意义的难得睿见, 而且几千年后对人们依然有着很强的启迪。同时, 法家还认为法律应该具有可被遵守的属性。《管子》指出立法时须“量民力”, “毋强不能”;“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 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令于人之所不能为, 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 故其事败”。可见, 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前提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法律的内容必须合乎人性、人情。因此, 统治者不能贪得无厌:“求多者其得寡, 禁多者其止寡, 令多者其行寡”。即便是人们普遍认为是现代重要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 在先秦法家的著作中也有论及。《管子》说:“令未布而民或为之, 而赏从之, 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罪及之, 则是上妄诛也”。 现在有人认为法家的“刑无等级”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阐述,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刑无等级”只是说明在刑的适用上没有等级, 应该得到普遍的遵守, 而不是立法上的平等原则, 不能因此认为刑的实质内容也是平等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法家不但不承认立法上应该实现人人平等, 反而将儒家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相对义务关系加以绝对化, 成为上对下的绝对权威。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505可见在法家眼中, 法律面前不仅不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反而应该将人伦关系中的三纲秩序加以强化。 二、 “礼理念”说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认为礼是专属于士大夫的特权性规则, 而刑则是惩戒百姓的统治工具, 因此, 儒家是法律特权主义的支持者, 反对法律的普遍适用。其实, 这些都是对儒家的误解。考诸典籍, “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一语出于《礼记·曲礼》, 原文如下:“国君抚式, 大夫下之;大夫抚式, 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侧。”这段话前面一句原本讲的是国君、大夫乘车时向宗庙行式 (轼) 礼的相关仪礼。大意是说国君与大夫乘车路过宗庙大门时, 国君在车上抚轼低头表示对祖先的敬意, 大夫下车行礼。大夫与士乘车路过宗庙大门, 大夫抚轼士下车行礼, 而庶人则无需如此为礼。对于“礼不下庶人”的原因, 孔颖达说得十分清楚:“礼不下庶人者, 谓庶人贫无物为礼, 又分地是物不服燕饮, 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孔颖达已经指出只是“此礼”不适用于庶人, 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 这里的“礼”是指周人的家礼, “庶人”是与周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