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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进程对近代女诗人的影响 区域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一直被提及。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男性作家的区域因素的描述上，其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研究。近代女性作家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延续了清代女诗人群体的文化地理优势,另一方面又因为受到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而具有了鲜明的近代化特征。 一、 关于近代岭南女诗人的空间分布 相对于260多年间清代女诗人创作的高度繁荣局面来说,近代女诗人的书写境况实在颇为惨淡,大量作家和作品长期湮没无闻。但那些女性诗词作品却因为生动反映了那个陵谷变迁的大动荡时代的女性生命体验,并印证出近代启蒙思潮的进退痕迹而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晚清女诗人的作品大都散落不闻,除了吕碧城、秋瑾、薛绍徽、徐自华、徐蕴华、张默君、唐群英以及其他南社女诗人等比较著名的少数作家作品得到保留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晚清女作家的作品散落在近代报刊及其他文献资料中,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挖掘整理。但在这些有限的资料中,仍能大致获得近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从而考察女性诗人在晚清近代大变局下的生存状况和书写环境。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编》收录“现代”女诗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女诗人共168人。如果算上被胡文楷先生划在清代女诗人范围内的福建侯官的薛绍徽和祖籍浙江山阴的秋瑾,《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的近代女诗人应为170人。其中,除去籍贯未详的25人,近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苏和浙江的女诗人人数最多,2个省份相加为72人,占总数的49.7%,几乎是全国女诗人的一半。紧随其后的是安徽、福建和湖南。这5个省份的女诗人总数为109人,占全国女诗人的75.2%,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在这张表格中可以发现,地处岭南的广东省的排名也悄然上升,这正是岭南文化在近代崛起的一个表征。 除了《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收录的170位近代女诗人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对象是南社女诗人。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在江南一带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文人效法明代的复社,取“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 南社反对满清的专制统治,致力于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主张以文学为武器,提倡革命气节,在东南各地有很大影响。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南社社员发展到一千余人,其中女诗人占到60多名,包括吕碧城、徐自华、徐蕴华、张默君等著名女诗人。虽然南社成员籍贯比较偏重于南方诸省,但从中仍然能够得出晚清至民初女诗人的空间分布状况,见表2。 南社女诗人的分布地域主要还是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福建几省。其中,江苏和浙江依然保持了前两位的优势,江、浙两省人数为34名,占总人数的54.9%。比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的统计结果,广东籍的女诗人不但挤进了前5名,甚至还和浙江并列第二。 近代女诗人在岭南地区的分布优势并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现象来看待,而必须看作是岭南文化、学术优势在近代以来崛起的一种表现。人才与学术中心的空间分布,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则具有流动变迁的特点,因此,我国人才的地区分布在相对的稳定性中又呈现出不断变动的趋势。曾大兴认为文学家的分布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文化与学术的繁荣也离不开这4个地理条件,岭南文化在近代的崛起正是占据了“富庶之区”与“开放之域”这两大优势。 由于近代文化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具有独特的地理和人文优势的岭南文化始终扮演着推动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角色。近代以前,岭南因为地处“开放之域”,因此很早就具有“得风气先”的传统。由于与西方接触日益频繁,广东各界人士对西方的了解,要比同时期的内地人士多得多。 从1757—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为止,广州一直是全国惟一的通商口岸,1757—1784年贸易总额平均每年达到700万两白银,1785—1892年增至到每年1 800万两白银。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私人藏书风气的盛行,尤其是一些官吏和商贸巨头,往往乐此不疲。中原藏书不断地流入岭南藏书家之手,形成我国近代藏书的新中心。其中孔广陶的“岳雪楼”、伍崇曜的“粤雅堂”、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与康有为的“万亩草堂”合称为近代岭南著名的“粤省四家”。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教育的兴盛,藏书风气的盛行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文化的资本。科举制度作为衡量教育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指标,也显示出近代岭南文化兴起的征兆。 二、 清代女诗人占籍情况 女性文学源远流长,然而以诗词为主的传统女性文学书写,在明清时期才真正达到顶峰,而有清一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作家群体更是蔚为大观。清代女诗人创作的盛况,从几部女性诗词总集中可以窥见一斑。嘉道年间恽珠编撰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收录了933位女性的诗作;近代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中记载了清代1 266位女诗人的诗文创作;而今人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则收录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