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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儿童游戏的核心 游戏是什么？为什么孩子们要玩？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游戏的思考与关注远远超过了儿童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包括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都非常关注游戏,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论述过游戏的价值和意义。“游戏在儿童期(在绝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仔期)的普遍性强有力地表明它对发展的好处,但具体有什么好处,究竟有多重要和基本,仍然在争论中”。确实,直到今天,人们对什么是游戏,儿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游戏等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本文的核心命题———“儿童游戏是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桥梁”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其实质是想证明游戏是行为种系发生与个体发生之间的中介。为此,本文将围绕以下方面来论证该命题:游戏在所有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身上都存在;游戏在物种所有成员身上都普遍存在,也就是说游戏是一种普遍特征;游戏是所有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幼仔期(人类童年期)的基本活动;通过游戏,行为的种系发生影响个体发生,或者说进化影响游戏,而与此同时,行为的个体发生也会通过游戏影响种系发生,或者说游戏影响进化,产生所谓鲍德温效应。 一、 游戏interpersonal研究的意义 很少有一个行为范畴像游戏如此包罗万象,而又纷繁复杂。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一种像儿童游戏这样具有极大综合性的活动,涉及儿童动作、认知、情感、社会性等诸多方面。尽管游戏没有统一的答案,而且给游戏下定义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1)在本文中我们仍将给出一个定义,以便确定整篇文章的“语域”。我们将引用史密斯(Smith)的论述,将游戏界定如下:“游戏通常被界定为以其本身为目的的活动,具有‘手段大于目的’(如游戏的过程比其结果和目的更重要)的特点。”游戏不同于探索(exporation),因为探索是对周围环境和物体的了解,当探索物体时,婴儿常会想“它能做什么呢?”这种客体定向与指导游戏的个人中心定向“我能用它作什么?”是不同的。从发生学角度说,探索先于游戏,探索是游戏的基础。此外,游戏也不同于竞赛(game),因为竞赛有规则,更有组织,并且有目标。通常来讲,游戏的主要类型包括:物体游戏,假装游戏,社会戏剧游戏,身体活动游戏(练习游戏和追逐打闹游戏),其中物体游戏和身体活动游戏在哺乳动物中广泛存在,假装游戏和社会戏剧游戏主要在人类身上出现(大猿有某些初级的假装行为)。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游戏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价值。(2)如鲍德温(Baldwin)把游戏和人类发展的最高水平联系起来;(3)皮亚杰(Piaget)认为游戏是主体对外部客体的同化;布鲁纳(Bruner)认为游戏能够推动儿童工具使用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米德(Mead)强调游戏能够促进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维果茨基(Vygotsky)则把游戏看作推动儿童语言和思维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弗洛伊德(Freud)看来,游戏更是有助于儿童宣泄不良情绪和适应环境。此外,艾里克森(Erikson)指出:游戏给幼儿提供了发展动作技能(实际掌握社会行为)的机会,以及在后果最小的情境中进行各种尝试与学习的机会。艾贝思费尔德(Eibl-Eibesfeldt)把游戏形容为“自我激活的练习”,即游戏能让儿童演练和试验各种社会角色并开始获得功能性的能力。对游戏这种多方面的功能,进化生物学家贝科夫(Bekoff)给了一个极为精辟的比喻:“就其核心而言,游戏是行为的万花筒。”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游戏在神经系统生长发育中起着核心作用,游戏是儿童建造复杂的、熟练的、敏感的、社交和认知灵活的大脑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正是游戏五花八门的万花筒式的特点让贝科夫等人把游戏看作是幼年动物更加多样化的和敏感的行为库。那么能够具备这样丰富而深刻的适应性功能的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显然,无论是单纯从文化角度,还是从生物角度对游戏进行分析,都会把问题简单化,所以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Huizinga)曾认为对于游戏这种复杂的生命现象,我们很难从逻辑、生物学或美学的角度加以准确界定。那么,研究游戏的现实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胡伊青加认为,那就是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基于这种观点,下文将试图对游戏的特征进行分析。 (一) 游戏是人类行为幼态持续发展的工具之一 在许多哺乳动物中都可以观察到游戏,通常是在求偶和亲子互动的情境中,但其他物种确实没有达到像人类那样整个成年期都具有好奇心并不断游戏的程度,正是这一点使得胡伊青加将人类称为“游戏的人或游戏者”,并提出“游戏比文化更古老”。 毫无疑问,在许多哺乳动物的不成熟阶段都广泛存在着游戏现象,在那些行为灵活,而且特别是延迟性成熟的有机体身上最有可能出现游戏。“物种越聪明和越社会化,其游戏就越精细”。早期的游戏理论家格罗斯(Groos)甚至指出:我们不能说动物游戏是因为它们幼稚和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