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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的界定 政府角色的固定是新中国早期改革的重要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主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的公共物品理论对中国的政府职能定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实践的标准和常识的逻辑来重估公共物品理论,并主张以需求溢出理论作为后公共物品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理论。 一、 公共物品的内涵—公共物品理论及其在西方的乱象 公共物品理论起源于西方,其思想源头至少可追溯至大卫·休谟。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最早使用公共物品这一概念,但真正让公共物品理论名满天下的却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萨氏在1954年对“集体消费品”的定义,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的最早定义:“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种物品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需要从其他人对它的消费中扣除”。萨氏的这个定义,显然重在强调公共物品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由此开创了传统公共物品理论(或称标准公共物品理论)以物品的客观属性来界定公共物品的技术路线。 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至今已近百年,但对于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西方学者之间却少有共识,相反却是歧见越来越多、分歧越来越大。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的乱象,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 在萨缪尔森之后,西方许多经济学名家都对公共物品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修正。例如:马斯格雷夫认为,公共物品不仅有别于私人物品,而且还有别于有益物品(merit goods)。公共物品是指政府根据消费者的意愿提供的、消费者有权选择消费或不消费的非私人物品,而有益物品则是指政府不考虑消费者的意愿而强制消费的非私人物品。德姆塞茨则认为,公共物品不仅有别于私人物品,而且还有别于集体物品。其中,公共物品指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的物品,而集体物品则指兼具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布坎南认为,“任何集团或社团因为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商品或服务,都将被称为公共产品”。布坎南还提出了著名的俱乐部物品理论———从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都属于“俱乐部物品”。其中,纯公共物品是俱乐部成员数为无穷大的物品,纯私人物品则是俱乐部成员数为1的物品,而介于二者之间的物品也就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性。奥尔森认为,消费上的非排他性是公共(或集体)物品的必备属性,而是否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则对公共物品的属性不产生本质影响;而且,公共(或集体)物品只能就特定集团而言———某个集团的公共(或集体)物品,对于另外的集团则不属于公共(或集体)物品。 可见,对于公共物品的内涵,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从萨缪尔森等人关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两分法,到马斯格雷夫关于公共物品、有益物品、私人物品的三分法或为国人所熟知的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三分法,再到曼昆提出的四分法———私益物品、收费物品、公共池塘物品、纯公共物品,西方经济学大师对公共物品概念外延的理解也相差甚远。难怪“Ver Eecke不认为存在任何可以据以进行‘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分类的客观标准,公共物品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物品。正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诚实的和热情的,同一个物品也可以同时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取决于不同的分析角度”。Marmolo的观点则更为直截了当:物品只有“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之分,而无所谓“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正如国内的两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很少有一个概念像‘公共物品’这样在经济学文献中有如此多的解释。Ver Eecke列举了经济学家们用作解释公共物品特性的概念,共有十三种。”在这“如此多的解释”背后,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有多么混乱。 公共物品理论在西方的混乱,不仅表现在对公共物品内涵外延的界定方面,还表现在该理论的实际应用上———不同的人用该理论对同一对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对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分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萨缪尔森早就注意到了不同的物品具有不同的公共程度和市场程度,他将医疗、教育等界定为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 “自从1954年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区分开来并正式使用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这个概念以来,经济学家对教育是否属于公共物品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而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教育是私人物品,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N.Barr)教授就认为‘教育不是公共物品’。”而“巴罗(Robin Barlow)教授在1970年的一篇讨论美国地方学校财政效率的论文中认为,教育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巴罗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教育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也有人认为教育是准公共物品,还有人认为教育是优效型物品,还有的经济学家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教育是纯粹的私人物品”。 可见,即便在承认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存在的西方学者眼中,依据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