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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破碎化的生态学效应以南海为例 栖息地崩溃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生境破碎化是在人为活动和自然干扰下,大块连续分布的自然生境,被其它非适宜生境分隔成许多面积较小生境斑块(岛屿)的过程。生境破碎化可导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在热带地区,65%的自然生境已消失;在温带地区,原始的自然生境已不存在。大面积的水域已被分割。生境破碎化是许多物种濒危和绝灭的重要原因。据估计,在现已确定绝灭原因的64种哺乳动物和53种鸟中,由于生境丧失和破碎引起19种和20种绝灭,分别占30%和38%。因生境丧失和破碎化而受到绝灭威胁的物种比例则更高,在哺乳动物和鸟中约占48%和49%,在两栖动物中则高达64%。 生境破碎化不仅导致适宜生境的丢失,而且能引起适宜生境空间格局的变化,从而,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影响物种的扩散、迁移和建群,以及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和景观结构的完整性。在连续的生境中,种群内的个体通过扩散和迁移,寻找和开拓新的生境和资源,降低亲缘个体间的资源竞争,避免近亲繁殖,降低遗传漂变,增加不同种群间的遗传基因交流,从而,扩大物种的分布范围,增加个体和种群存活的机会。 在破碎的生境中,由于适宜的生境斑块周围分布着不适宜的生境,种群中的个体受到隔离效应(isolation effects)的影响,正常迁移和建群受到隔离或限制。同时因适宜的生境斑块面积不断减少,种群的规模变小,各种随机因素对种群的影响随之增大,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潜在的可能性增加,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下降,影响到物种的存活和进化潜力。生境破碎化引起斑块边缘的非生物环境(如光照、温度和湿度)和生物环境的剧烈变化,从而导致边缘效应(edge effects),这进一步减少了适宜生境的面积,引起大量的外部物种入侵。伴随着生境破碎化,景观中非适宜生境的类型和面积不断增加,各种斑块的相互作用随之增加,这最终会改变斑块生境的物种丰富度、种间关系、群落结构以及生态系统过程,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因此生境破碎化研究对解释生物多样性降低和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生境破碎化是国际上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关于“SLOSS”(Single Large Or Several Small)(即:对于物种保护来说,是一个大保护区好,还是总面积之和等于大保护区的几个小保护区好)和“走廊”等的争论,均与生境破碎化密切相关。1980年以前,生境破碎化研究的重点是探索破碎化的“岛屿效应”,主要研究方法是岛屿生物地理学途径。除研究典型岛屿外,还在亚马逊热带雨林开展了“破碎”实验,以检验岛屿生物地理学“平衡”理论的正确性和适用范围。1980年以后,研究的重点转向探讨生境破碎化的非生物和生物环境变化以及它们的生态学效应,同时也考虑破碎化的生物地理学效应,主要研究方法是群落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岛屿生物地理学相结合的途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境破碎化研究产生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模型,异质种群(metapopulation)生物学逐成为研究重点。景观生态学、异质种群生物学和岛屿生物学相结合,产生出一门新学科分支——空间生态学(spatial ecology)。 目前,生境破碎化研究的重点类群集中在动物,涉及动物的论文约占该类研究论文总数的75%。其中,有关陆生脊椎动物的约占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比较生境面积损失和生境斑块的空间格局对破碎景观中物种绝灭的相对影响,破碎景观中物种的适宜生境比例和绝灭阈值, 异质种群动态以及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成为研究热点。生境破碎化研究的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如交通建设中的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和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带设计及保护区间的生境廊道设计等。 自李义明和李典谟1994年在舟山群岛开展兽类自然栖息地的变化及其对物种绝灭的作用以来,我国已陆续开展关于生境破碎化对动物种群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动物种群的生境破碎化的评价,以及破碎化对动物种群的繁殖、行为和生存状态的影响。我国生境的破碎化正在加剧。1978年以前,生境破碎化主要来自于农业垦植和森林采伐。公路和铁路主要修建在生物多样性比较低的平原和发达城市,此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相对较弱。1978年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已从改革开放前的20%发展到70%。迅猛的城市化过程已把许多遥远的乡村连成一片,连续的大块自然生境被城市化所隔离。大规模的公路和铁路工程逐渐延伸到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山区和无人区,随之而来的是路旁大规模的森林采伐,阻断了野生动物的正常迁移和扩散过程,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原始的生态系统逐渐暴露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造成生态系统的退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过程将成为我国广大农村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大型工程建设将会越来越多,这些必然严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