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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融资风险网络结构与风险传染 一、 从企业群到社会资本的作用 2008年，英国兄弟去世后，金融风险迅速蔓延，导致全球金融风暴。我国实体经济中也有类似的风险传染案例。东南沿海地区许多企业擅长于运用社会资本寻求股权集资和贷款担保等融资合作,长期以来企业间形成了复杂的融资关系网络,一旦其中某家企业破产,风险往往沿担保链、股权链蔓延,进而酿成区域系统性风险。2008年绍兴的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投机PPA期货失败导致破产,在该地区引发了严重的风险传染,不仅拖累了其他4家股东,还通过担保关系在当地企业群中造成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那么,区域核心企业破产后是否都会在当地企业群中引发大规模风险传染呢?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2008年,位于浙江台州地区的飞跃集团也爆发了破产危机,却并未形成严重的风险传染,其他核心企业也未产生剧烈的连锁反应。 为什么两件相似的风险事件会有迥异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与两地的社会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小企业群中较为普遍的人格化的融资合作行为是以社会资本为载体发生的,是社会资本渗透于企业的融资过程之中(钱水土、翁磊,2009)。因而,两地不同的社会资本决定了不同的企业间融资关系网络,继而表现出不同的风险传染效应。对于社会资本与企业间风险传染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还甚少,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对区域经济风险防范具有指导意义。另外,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讨论社会资本对工作寻找、技术创新、战略合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较少提及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PortesLandolt 1996;Portes,1998),关于社会资本负面效应的实证研究更是少见。本文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以浙江绍兴和台州为研究对象,以社会资本、融资网络结构和风险传染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理解区域风险传染的形成机制,也为波茨等人关于社会资本负面效应的论述提供了实证支持。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文献大多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而较少提及其负面效应。在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发展和应用过程中,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布迪厄最早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Bourdieu,1985:248),强调与成员身份有关的资源却回避了获得和使用这些资源的代价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后,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强调社会资本可有效“促进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内的特定行动”(Coleman,1990:302),将其描绘为依附于社会关系的生产性资源。而普特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社会资本形容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组织特征,认为它们能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Putnam,1993:35-36)。此后,主流研究更是压倒性地强调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PortesLandolt,1996;Portes,1998)。 对以上研究倾向部分学者表示了质疑,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例如,汉森从关系维护成本角度提出对社会资本进行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可能会造成负担(Hansen,1998),乌兹认为过度嵌入会引致惰性和狭隘观念(Uzzi,1997)。波茨将社会资本负面效应归纳为4种表现形式(PortesLandolt,1996;Portes,1998):(1)合谋排外,社会资本在为成员提供有价值资源的同时,也用成员资格排斥了可能的外来者,甚至合谋危害公众利益;(2)免费搭乘造成枪打出头鸟,强调团结互助的规范架构支持,后进者向先进者谋求资助,后进者的社会资本帮助其获取资助,先进者却因免费搭乘承受社会负担,丧失积累和成功的机会;(3)限制个体自由和商业自主性,社会资本赖以运行的内部规范在追求团结的同时会施加个体控制,抑制有悖集体规范的行为;(4)向下沉沦的规范压力,某些群体团结的基础本身就是成员都身处相同的逆境或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同,内部规范排斥和抑制试图摆脱这类困境的行为,使成员形成低端锁定。这在贫民窟、少年帮派等群体组织中最为典型。波茨等人对社会资本负面效应的论述多是理论分析,缺少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持。同时,现有文献对社会资本负面效应的诸多问题还缺少系统的认识,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 企业间融资风险传播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具有负面效应,它是影响企业间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企业借助社会资本寻求融资合作,并在企业间编织了以股权集资和贷款担保为关系链的融资风险网络,却最终加剧了企业间的风险传染,危害区域经济系统的安全。为此,我们提出了“社会资本→融资风险网络结构→传染效应”的理论模型以及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