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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乞者》一种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新阐释 一、 社会与个人:深刻思想的深刻化 作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鲁迅的写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的最有力象征。因此，鲁迅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大多来自于这一视角，即从时间、民族、社会、现实等方面的理解和分析。这样的理解当然体现了对鲁迅思想与写作的重要历史意义与地位的高度肯定, 但也难免产生了某种遮蔽, 即对其作品中所流露的个体经验和个人情感的遮蔽。好在鲁迅的写作其实并不过多专注于内心情感和个人经验, 其情感和体验往往与社会现实的大问题相连, 因而这种遮蔽事实上也并未造成很大的误读。1980年代以来, 学界不断有人关注和讨论如何将鲁迅“还原”为一个血肉之躯, 关注其内心的黑暗、绝望、虚无、痛苦等等“精神创伤”, 这些讨论和伴随而来的对鲁迅作品的新的理解, 渐渐令鲁迅的阐释史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否定或是怀疑, 鲁迅的文本中不仅有“社会之痛”, 同时也流露了“个人之伤”。但问题是, 在面对具体的文本时, 如何去辨析这种“社会之痛”与“个人之伤”之间的纠缠交错;如何通过文本分析, 去体会鲁迅在两者之间的“文学”化的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透过社会批判的锋芒去体会他的内心痛苦, 并又去深深领会他在个人的痛苦体验中所提炼出来的那些带有普遍性和社会意义的深刻思想。 带着这些问题, 本文选择了散文诗集《野草》中的《求乞者》作为细读分析的对象。之所以选择此篇, 一是因为其在历来的研究中被关注和讨论得很少, 但事实上却大有深意;二来是因为此篇在以往为数不多的讨论中, 出现了阐释上的矛盾与困难, 而这种矛盾与困难的形成, 正源于未能准确把握其中的“社会之痛”与“个人之伤”的关系。本文希望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一种新的阐释, 并以此为例, 展开有关鲁迅写作中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探讨。 《求乞者》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第三篇, 与《野草》中很多更为晦涩深幽的篇章相比, 《求乞者》看上去算是比较明白易懂的。它描写了两个在深秋北京街头“四面都是灰土”的环境中行乞的孩子, 他们有求乞的表情和腔调, 却“并不见得悲戚”。“我”对此心生“憎恶”与“烦厌”, 决心“我不布施, 我无布施心, 我但居布施者之上, 给与烦腻, 疑心, 憎恶。”1 这篇似乎好懂的短章其实并不简单, 多年来一直令研究者有所困惑。即如孙玉石先生所说:“了解了字面上的意义, 不等于就弄清了作者在创作中赋予它的深层的内涵。”2他本人早先认为这篇散文诗主旨是“着重社会批判的层面”, 后又修正为“表现作者内心的生命存在的哲学”, “揭示自身内心世界的矛盾和阴暗面, 但又进行‘绝望的抗战’”3。之所以如此, 就是由于感到此篇流露出来的对于“求乞者”的憎恶之情与鲁迅的一贯思想大相径庭。 问题的确如此。 首先, 如果将乞儿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穷苦人来看待, 那么, 鲁迅是绝不可能对之“烦腻”和“憎恶”的, 这与他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完全相悖。更何况, 他描写的是两个行乞的“孩子”, 即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冷漠麻木的职业化小乞丐, 鲁迅对他们也一定是抱有复杂的同情和怜悯, 绝不至于产生那样深刻的憎恶和厌烦。这不可能是那个曾经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的态度, 何况他在此后的作品中还一再表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 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 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 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 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 只在这一点。”4事实上, 鲁迅对于人道主义、进化论的信仰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 而对青年和孩子的爱护, 以及对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关切与悲悯, 更是他终生未变的情感根基。因此, 突然对于两个职业乞儿表现出那样激烈的反感情绪, 肯定是事出有因, 借题发挥。 此外, 即便退一步说, 鲁迅是在藉此表达一种对于奴隶性——包括对求乞者的缺乏抗争和对路人的麻木冷漠——的强烈批判, 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篇针对现实与世态的文字编入他“写自己”的“野草”系列呢?5而且, 这样一个完全可以直接表达出来——并且也被鲁迅多次表达过——的批判性题旨, 有什么必要要以“灰土”之类的文学笔法来加以装饰和迂回, 并且在结构上回旋往复、精心营造, 形成了一种非常文学性的曲折的抒写方式呢?他为什么不以他一贯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方式来完成它呢? 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不回答这些问题, 就无法真正理解《求乞者》的涵义, 也就无法洞悉鲁迅通过这篇散文诗的写作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思想和情绪。 二、19 第一次使用“u3000”的麻黄 《求乞者》写于1924年9月24日, 发表于12月8日《语丝》周刊第4期上。与之同期刊发的还有《影的告别》和《我的失恋》, 这三篇文章被冠以“野草二～四”的总题。其中, 《影的告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