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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课堂观察量表的设计 一 研究内容的构成 现代教育的研究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的需要。为深入了解教学过程,把握影响有效教学行为的因素,上世纪50年代,许多研究者开始对课堂教学进行研究。最早对第二语言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研究的是在60年代。一些研究者利用自然教学实验对不同的语言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Scherer Wertheimer(1964)在科罗拉多大学对传统的语法翻译(grammar-translation)教学法和听说教学法进行了两年的对比研究。后来Smith(1970)又在中学对这两种教学法进行了四年的对比研究。这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听说法并没有获得比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更好的教学效果。这显然出乎许多研究者的预料,不过由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课堂教学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复杂。由此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对第二语言教学中课堂行为的研究,其研究内容涵盖教学对第二语言学习的作用、教师的语言、学习者的课堂学习行为以及师生的互动。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很早就有学者关注课堂教学(黎天睦、姚道中,1980;施光亨, 1981;佟慧君,1987;马欣华,1988;岳维善, 1988;崔永华, 1992;孙德坤, 1992)。近年,有关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的研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杨惠元,2004),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戴悉心,2001;刘若云、林凌,2004;吕玉兰、张若莹,2005;白朝霞,2005;姜丽萍,2006)。这些研究大多采用概括性的描述,虽有个别研究引入课堂语言样本以说明教学过程的特点,但在分析上仍以研究者主观经验为依据,缺少客观量化的标准。因此这类研究的主观经验性较强,结论的可重复和可验证性较差。笔者认为,缺乏科学系统的客观观察分析模式和量化工具是导致当前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主要原因。 在语言课堂教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包括建构语言课堂研究模式以及运用课堂观察量表等。定量研究,特别是运用课堂观察量表进行的研究,为课堂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量化的评价标准,相对于单纯的定性研究以及描述性研究,其考察的方面更全面,提供的数据更具体。制定一个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观察量表,研究者要经过反复实验研究。运用量表观察得出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研究问题,可以更好地得出研究结论,也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本文选择对外汉语课堂观察量化工具为研究着眼点,试图通过对语言教学课堂研究量化工具的分析和评价,提出对外汉语课堂观察量化研究工具的设计构想。 二 语言观察工具的评论 2.1 课堂观察工具 早期有关课堂观察量表的研究主要有Jarvis(1968)的课堂观察量表、Politzer(1968)教师行为特点量表和Rothfarb(1970)的师生互动量表,这些量表主要用于对课堂语言以及师生的行为特点进行观察。(转引自Allwright, 1988)Flanders(1970)应用直接观察对课堂教学进行研究,把认为是最接近成功教学的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分项列出。Flanders的体系被称为 “Flanders互动分析分类”。后来Moskowitz(1967)对Flanders的分类系统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著名的“Flint”(Foreign Language Interaction )量表,该量表作为教师培训的反馈工具,帮助教师发现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有效的教学行为模式之间的相关度。Fanselow(1977)研制的“FOCUS”量表主要用于培训语言教师的教学互动能力。对教学法和课堂教学的重视,导致了课堂观察量表的大量涌现。据Long(1987)统计,从70年代的“Flanders互动分析分类”量表到70年代末共有22个量表。 话语分析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课堂教学研究的一个方法和范式,它通过对课堂话语语料的分析取代了以往的行为分类考察体系,为语言互动分析提供了更细致的方法。Bellack et al.(1966)最早把话语分析用于课堂教学研究。1975年Sinclair和Coulthard首次提出IRF模式,他们研究发现,课堂中的话语存在一个严格的序列,即“教师—学生—教师——教师—学生—教师——教师—学生—教师”,由此,把课堂师生交际的基本序列定义为“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即IRF。IRF模式在70-80年代轰动一时,很多研究者借用这一模式研究其他话语类型。随着对话语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入,IRF模式本身也被不断地研究和改进。 随着各种量化研究工具的开发和使用,学者们开始对各类量化工具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和归纳。1984年,Spada等人在综合多种量表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更全面的课堂观察工具——语言交际法教学观察量表(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of Language Te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