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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印度姓氏制度的研究始于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欧洲“印度研究”。一百多年来,种姓研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种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法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杜蒙(Luis Dumout)把种姓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自上个世纪中叶到1900年为第一时期,即以解释态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1900年到1945年为第二时期,此时期内,解释态度虽然仍继续存在,但许多学者已开始从解释转向描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第三个时期,这是以人类学的实际调查为主的精细研究(intensive studies)时期。这种划分方法未必妥当,但战前与战后的研究无论在方法论抑或内容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则是事实。本文根据所能看到的材料,从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试对这一问题作一概述。 一 “种姓起源”说 战前种姓研究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学者们花很大的力量探讨种姓的起源,即试图解释“种姓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因此,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为解释性研究或无不当。关于种姓起源的观点很多,几乎到了“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观点”的程度。这里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介绍: 1. 种姓集团与职业 “瓦尔纳”(Varna)意即“颜色”,指古代印度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许多印度教徒,特别是婆罗门,相信人类起源于四个瓦尔纳,而四个瓦尔纳起源于原人普鲁沙(prusha)。根据印度最古老的婆罗门经典《梨俱吠陀》记载,诸神将原人作供物祭祀,切割其身体而产生人类。原人的嘴成了婆罗门(祭司)、胳臂成了刹帝利(王侯、武士)、大腿成了吠舍(庶民、)、双足成了首陀罗(奴隶)。大致类似的说法还散见于其他印度教经典。但在现实社会中,种姓集团决非是四个,有各种与职业相联系的阇提集团。婆罗门企图用瓦尔纳的杂婚来说明这种现象。《摩奴法典》中说,由于瓦尔纳之间的杂婚,产生了包括乾陀罗(其地位相当于不可接触者)在内的几个阇提集团。这些集团的社会地位之高低,是由杂婚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如,是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的“顺婚”(an uloma-hypergamy),还是相反的“逆婚”(pratiloma-hypergamy)。这些提集团又同四个瓦尔纳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杂婚,产生了无数的组合，故有众多的与职业相联系的集团。 这种观点显然符合婆罗门的利益,所以长期得到婆罗门的支持。他们企图通过强调神意,使社会分层固定化和神圣化,以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种观点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成分,例如,不同集团间的杂婚、堕落(由于无视传统习惯而被开除种姓的现象),的确与种姓分化有关。 2. “婚姻说”的出现,是传统种姓集团的普遍, 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的印度学发达起来,对种姓起源问题的探讨开始被置于科学、现实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每十年一次的印度国情普查,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实证材料。一些从事国情普查的英国殖民官史,将印度人按种姓(阇提)分类登记并作比较研究,得出了种姓主要起源于职业的结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乃斯弗尔德(J·C·Nesfild)。他认为,未开化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分工的发达。在文明社会中,产生了各种新职业集团,如金属加工业者等,也形成了酋长、贵族、祭司等统治集团和各种承袭父方职业的具有各种职能的等级。在种姓产生数个世纪以前,印度社会已达到这一阶段。等级向种姓的转化,源自婆罗门等级的“职能结合原理”(functional-unionship)与“婚姻结合原理”(marrige-unionship)的结合,即,婆罗门首先实行了“是婆罗门就要要求父母也都是婆罗门”这一婚姻原则。这样一来,其他世袭的等级,无沦是地位高者还是地位低者,或者换句话说,无论是从事高级技术的职能集团还是从事低级技术的职能集团,部分是出于模仿,部分是出于自卫,都制定了婚姻规定而种姓化了。各个祌姓在印度教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两个标准:一应该集团职能处在技术发展的何种阶段上,二是这种职能在婆罗门看来是高还是低。职业出现的早晚、复杂程度不同,从事这些职业的集团便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某些职业古老而原始,如农业和篮筐编织业;某些职业则是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出现的,如金属加工业(还有政治、宗教等),这是产生种姓地位差别的基础。在种姓形成过程中,宗教没起什么作用。 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许多重视职业作用的种姓起源论,都或多或少受乃斯弗尔德观点的影响。但也遭到许多人的批判。 首先,有的学者指出,这种观点过于重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种族因素。根据乃斯弗尔德的说法,婚姻的规定和种姓的产生是在雅利安人入侵1000多年后(约公元前1、2世纪),但根据今天已有的历史知识看,排他性的婆罗门集团至少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后期(公元前7世纪前后)。而且,与种姓密切相关的瓦尔纳制度,也表明种姓确与种族有关。其次,此说忽视宗教因素。种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