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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人类学一种多视角的考察 一、 景观人类学的兴起 在人类国家杂志的写作中，景观的描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居住和生活环境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在人类学发展史上,景观并没有像亲属关系、宗教、仪式、交换等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那样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而多是被当做背景性材料来陈述。景观对于民族志写作来说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没有得到专门性研究,这是景观在人类学学科位置中的悖论。对景观关注较多的经典民族志作品,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ens-Prichard)的《努尔人》1和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2,虽然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论述生态、气候、场地等与聚落和族群生活的关系,但是仍旧将景观作为语境性知识来看待。 人类学对于景观的专门性研究是隐性的、跳跃的、不连贯的。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路易斯·摩尔根(L.H.Morgan)在1881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书中考察了易洛魁印第安人的“长屋”(longhouse)及其聚落环境。长屋的形式与易洛魁人的世界观、家庭秩序、宗教信仰等社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易洛魁人称自己为“长屋的民族”,3可以看出建筑景观对于族群认同的重要象征意义。可惜的是,摩尔根对于原住民住屋和聚落的人类学研究视角在人类学学科上没有得到提炼和延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爱德华·霍尔(E.Hall)提出了跨文化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四重划分法,4令人耳目一新,也暗含了人类学对于非物质性的社会交往景观的研究新视角。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建筑学家、人文地理学家首先认识到了人类学对于景观研究的重要价值。拉普卜特(A.Rapoport)将摩尔根的长屋研究重新挖掘出来,结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小社区”“乡民社会”等概念及对詹克姆村空间变迁的研究等案例,将包括住屋和聚落的人类居住形式划分成三种类型,即“原始型”(primitive)、“前工业乡土型”(preindustrial vernacular)及“高雅和现代型”(high style and modern),5并在现代化背景下开始倡导建筑多元主义。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景观才正式进入人类学专题研究的视野。 1989年6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次主题为“景观人类学”的学术会议,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景观的人类学时代已经来临。赫希(Eric Hirsch)和奥汉隆(Michael O’Hanlon)基于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主编了论文集《景观人类学:关于地方与空间的观点》,6它成为景观人类学的开山之作。无独有偶,本德尔(Barbara Bender)于1993年编辑出版了《景观:政治与视角》,7汇集了地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探讨人们在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中通过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各种景观,这种创造因时因地而变,人类赋予了景观以主观性、复杂性和权力色彩。至此,景观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凸显出来。景观不再仅仅被看做撰写民族志的背景性知识,而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一种书写方式和表达系统被纳入人类学专题研究之列。 景观人类学成为正式的分支学科,首先要确定“景观”一词在人类学中的定义。简单来说,景观(landscape),有时也被翻译为地景,指的是人们从某个地点所能观看的地球的某部分表面。8因而,景观包括两个部分:被观看的景(地,land)和对景的视觉理解与成像(-scape)。在人文地理学者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看来,景观的特殊之处在于“观者位居地景之外”,9这是景观与“地方”(place)的区别所在,地方是人居其中,因而有着相应的生活记忆、情感和认同。但是,在人类学者看来,景观人类学中的“景观”指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主观性认知和看法,包含了个人或者集体对自然及建筑环境的文化认知与集体记忆。景观呈现出来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应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一个是从内部视角来看本地人按照文化和传统养成的对本地的认知以及建设出来的“地方”(place,生活空间);另一个是从外部视角进行的对于地方的观察、描述和相应景观意象的塑造,从而形成的空间(space)概念。人类学视野下的景观兼具外与内、地方与空间、形象与概念的双重维度。 关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场域和对环境的认知,人类学早有所关注,特别是象征人类学与认知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对“地方”的研究。人类学者不再只是在民族志撰写中作为外部观察者描述对象的环境世界和景观意象,而是关注当地人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中按照各自的经验和记忆形成的对生活世界的多样性认知,而这些认知与外部观察者在头脑中形成的景观意象通常并不一致。10 因此,景观人类学对于景观的研究,不同于建筑学、景观规划等学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