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真实与虚构的讨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docxVIP

民族志真实与虚构的讨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关于民族志的真实性和虚构性的讨论影响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实践。1对民族志“书写”和修辞策略的探究所得出的结论是, 民族志的撰述只能对一种文化进行“部分真实”的描述,2而民族志实践的“地方性”特点与全球化理论似乎也有些格格不入。此外, 民族志对一群人以及一地文化的描述和建构, 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也多有龃龉之处, 而民族志研究者所具有的跨越边界的双重乃至多重的文化依附关系也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3种种对民族志的反思和批判都指向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写作, 亦即实践与风格 (genre) 两个方面, 这些在赫兹菲尔德看来都属于民族志认识论的范畴。4他在多部论著中具体阐释了这一观点, 并进一步将民族志的认识论概述为三个维度。 首先是针对民族志所做的经验的反思。民族志撰述中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经验, 即观察者的经验和观察对象的经验。赫兹菲尔德认为必须以一种“文化亲密性”5(cultural intimacy) 的视角去进一步比较和检验这两种经验, 他将这种视角定义为“认识论层面的亲密性”。6个人经验应该时时同“他者”经验所依存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进行比较和反思, 否则人类学家的个人经验 (通过民族志所做的分析陈述) 所梦想达到的“永恒的和有效的理性在千差万别的实践 经验 (文化亲密性层面) 这一坩埚里很快便会灰飞烟灭”。1概括而言, 由于实践经验的千差万别以及理性的短暂易变, 人类学家的个人经验必须以他者的经验为其理论和文化预设的前提, 唯其如此, 民族志“田野工作”才可能被置于可操作、可比较、可反思以及可检验的经验层面。 其次是理论即实践的民族志导向。民族志的认知实践与其他的认知逻辑能够相区别的地方可以被视作民族志特有的认识论范畴。按照赫兹菲尔德的观点, 就是“人类学的洞见和灵感来自它在解释社会、自然和物质世界时采用的特殊方法。”2认识论是要解决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在人类学家看来, 知识不仅仅是“命题”、“陈述”等一类表示判断的公理或定义, 还包括和命题相对应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何提出命题以及概念的过程同样重要。赫兹菲尔德认为, 民族志不仅仅是深度描写 (深度描写在格尔兹看来还是小说的主要特点) , 它还同时指田野调查和写作亦即实践和风格两个方面, 它们对民族志的认识论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3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的田野调查以及以格尔兹所谓的“深描”方式“呈现”命题的过程就是民族志, 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将求知活动 (知) 和已知 (识) 两个部分统一起来。所以, 民族志的认识论不但属于人类学家 (民族志学理和学术的一面) 而且还属于供人类学家研究的群体 (民族志的实践层面) , 二者缺一不可。4因此, 赫兹菲尔德所谓的“理论即实践的民族志导向”这一认识论观点, 从道义角度和学理角度同时确认了受访者对这门学科理论形成所作的贡献, 这同时也是民族志的生命力所在。 第三是建立在事实与虚构分类体系基础上的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不否认事实的存在, 而是将其看作表述的方式 (能指) , 从而关注事实与虚构的分类并将事实建构出来的过程, 在赫兹菲尔德看来这至少促成了民族志理论和实践认识论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并影响了民族志的“书写”方式。首先, 社会科学 (“事实”) 不可能与修辞 (“虚构”) 无涉, 宣称纯粹的、直接的以及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虚幻, 是认识论层面的自欺欺人 (epistemological self-deception) 。5因此, 修辞手段在民族志“书写”中的运用并不妨碍民族志的真实性。其次, 人类学家在表述他者的时候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 也是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萨林斯和奥贝塞克拉 (Gananath Obeyesekere) 之间的著名论争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一层面, 因为它至少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学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权威性语气进行描述。6同样, 格尔兹所谓人类学“作家”的身份以及“我们在写作”的民族志隐喻也是这种谦虚的体现。这一谦虚的态度部分“模糊”了民族志与小说等一类文本之间事实与虚构的分类模式。再次, 民族志实践认识到某一感官领域内的复杂文化内涵, 这是认识论的一次重大转变。一旦摆脱了知识界的偏见, 不再把嗅觉、味觉和触觉视为“动物”感官, 民族志的书写便能表现某一感官领域的复杂文化内涵。7如此一来, 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探寻和审视的犀利目光 (视觉) , 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真实可靠”手段, 民族志的书写完全可以延伸到多感官层面 (multisensory dimensions) 。 一、 个经验主义问题 对民族志理论实践方式进行反思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民族志与参与观察的关系, 在田野中, 民族志调查者多少带有一些“监视”意味的眼光暗示着“观察”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