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与明清时期的民变运动明末农民起义与紳士阶层的反应.docxVIP

生员与明清时期的民变运动明末农民起义与紳士阶层的反应 一 不同的阶级和政治,人的环境不同 首先，我们想讨论明代学生在统治体系中的批评态度。万历年间,屡次发生“民变”,当时有的生员与市民一起参加“民变”,甚至出现了生员本身在民变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 一六〇〇年十二月,由于派往武昌征收商税的宦官陈奉横行霸道,而引起了武昌“士民”的激愤,这个士指的就是生员,他们也显示了批判权力的态度。据说一六〇一年六月苏州发生“织佣之变”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佣工的行动,给官绅、城绅的作法以严厉的批判,估计他们也是属于下层绅士的生员。 再有,一六二六年,在为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派到苏州的宦官强行开读诏书时,苏州的诸生为设法搭救周顺昌,而进行丁种种的活动。据说在开读诏书的当天,他们身穿公服进入察院,诸生之一的文震亨挺身而出,猛烈追纠巡抚毛一鹭,其他诸生五百余人群起响应。结果,开读仪式陷于混乱状态,虽然生员们的努力归于泡影,但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值得注意的。 生员们在上述民变中的行动虽然不过是起了配角的作用,但据夫马进先生解释的《士变》,表明他们虽然是作出了反对当权者的反应,事实上,“生员被乡绅们惧为一个集团”,“乡绅也不能熟视无睹。”例如,对于常熟县乡绅赵士锦侮辱丹徒县学教谕祝化雍,夺其土地,并使其自杀的暴行,丹徒县学的生员为了进行报复,大举进入了常熟县。常熟县虽然召开了绅士会议,但是由于惧怕赵士锦,竟都一言不发,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愤怒了的生员们采取实际行动,捣毁了赵的私邸,据说常熟县的士民也起来响应。 以上事实可以说是当上层诸士与下层绅士发生利害冲突,并且上层绅士横不讲理时,下层绅士即使行使实力也要与之对抗的实例。这就是说,在统治阶级的绅士之间也公然出现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的阶级分化,并且爆发了两者的冲突对立。 当然,这样的对立关系是由于两者的利害冲突而引起的,但这暗示在其背后存在着社会上、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上层绅士与升官之途径被封闭而升官发迹无望的下层绅士即生员之间的心里上的倾轧。仕途被封闭了的生员,前程渺茫。他们必要对上层绅士特别是乡绅进行反抗。处于闭塞状态的生员们,一旦有某种机会就要寻求出路,恐怕也决不足奇。 对于处在上述状态的生员阶层来说,正是明末爆发的农民起义带来了打破现状的可能性。当然,在提出农民要求、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农民与坚决固守封建地主特权的绅士阶层之间,不可能有本质上的一致,除对峙之外别无他途可走。 因此,农民军所攻打之处,各地绅士与地方官组织乡兵、义军,顽强抵抗,进行反击之例不胜枚举。再有,城池陷落之际,负责防守的地方官及与之合作的绅士,甚至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其结局大多是相当悲惨的。但是,可以认为,即使因属于绅士,但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之间,对待农民军的态度可能多少有些不同。 如前所述,与权力勾结、充分享有地主阶级特权的上层绅士,同只限于小规模占有土地、升官之途几乎无望、前景暗淡的下层绅士,在对待农民军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也是理所当然的。 古林森广先生说:“本来应该站在王朝方面为镇压农民起义军出一两把力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什么在明末参加农民起义军,为农民起义军出了力呢?加入农民军的每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都有各自的原因,但概括起来说,其直接原因在于: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明末时期,建州女真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明朝内部统治阶级的无所事事和腐败,农民社会的混乱和崩溃。这里应该特别考虑的是,明末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经济上处于逆境,这就是迫使他们参加民众起义的社会背景”。以上古林先生所说的“处于逆境”的知识分子,就是笔者所反复叙述的下层绅士即生员阶层。 古林先生还指出:“官界的党争,经常从中央政界产生出左迁、免职、下狱等身遭逆境而心怀不满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自己这一代,而且子子孙孙也要处于失意的境地。这就使他们做为乡绅在地方上接近民众,做为有识之士带有反抗当权者的中间阶层的性质”。古林先生似乎把知识分子一概理解为“乡绅”,但是采取行动反抗政权、接近民众的,决非一般绅士阶层,而主要是下层绅士。从以上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古林先生接着说:“在政治上、经济上丧失势力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对于佃农要求地主减轻年赋、减免各种负担的农民运动(抗租),打击特权大地主的运动,以江南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家奴和佣工的反抗(奴变)等,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善意的中立态度。……对外方面的紧张形势,以及他们平常所善意接触的农民的大规模起义到崇祯十三、四年已遍及华北一带,这种现状使知识分子一扫明初对官僚机构的依赖思想,而积极地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古林先生推测说:“处于逆境的知识分子”对民众起义持“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与他们有互相联系的意识,主动参加了农民起义。但是此点还有些令人怀疑。即使是下层绅士,他们在本质上属于统治阶级,规模虽小但也是封建地主,在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