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对象两种文化‘相互作用’后认定为艺术的文化事象’.docxVIP

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对象两种文化‘相互作用’后认定为艺术的文化事象’ 从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文化人类学在19世纪末进行了艺术研究。然而，作为一门学科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它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意识的长期发展。严格来说，它的“学科化”形式尚未完成。 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艺术现象——就现有的大量研究实绩而言是对非西方社会的“艺术”——进行意义和价值的阐释, 这是已有研究中体现出的一个共性特征, 但在诸多的艺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簇拥下, 何以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却始终滞后?这其中就涉及到关乎学科自律的一系列问题。 反思与反思之道 对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艺术”——的把握与理解的差异性是阻碍人类学者进入该领域的症结所在。 从发生学角度看, 尽管学界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 但关于艺术这一文化形态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认识却是没有问题的。而在经历了西方学院知识体系梳理建构后, “艺术”以庞大、思辨的美学理论和专门化的技巧体系为支撑, 成为一类特殊的、逸出日常生活、超越大众并带有特权意味的文化现象。在学科自足的发展过程中, 艺术不但在大众视野和认知中被神圣化、神秘化, 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与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知识壁垒, 专业知识隔阂成为人类学者在问津艺术现象时面对的直接困难。人类学家们之所以没能成功建立起一门真正的艺术人类学, 与其自身对艺术所怀抱有的一种过于尊崇乃至敬畏的预置态度有着深刻的关联1。而这就不能不转向了对“艺术为何”的追问。文化人类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已经正确地指出了“审美”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对均质化的艺术本质论提出了有力的反驳, 但受到西方知识谱系中的“艺术”话语霸权熏陶而致的集体无意识影响, 他们对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呈现的认可仅限于非西方 (小型) 社会的艺术现象——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为前提来揭示其“艺术”与社会生活、与群体大众的密切相关状态, 而对当下艺术泛化的趋势大多保持缄默。更进一步来看, 脱胎于西方知识谱系并被广为转录运用的关于“艺术”的话语的普遍适用性亦是值得进行深究的一个问题:在这套话语下, 非西方社会中的被指认为艺术的那些文化现象自身的特质是否会被遮蔽,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 是否能够从中真正解析出与西方艺术理论相对应的一些因素? 亲历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已然认识到西方艺术话语在各各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不可通约性。相应地, 研究者们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长期存在但尚未被明确指斥的学术困境:依据研究者所携带的文化标准来认定并进入其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艺术”事象, 倘若在其所生发、植根的社区群体中并没有得到相对应的观念 (如艺术、审美) 支持, 则在这样一种对研究对象定性存在偏差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阐释究竟是“谁”的“艺术”的人类学研究呢?这一质疑开启了来自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对于西方传统“艺术”观念的消解。当研究者们处于西方文化人类学进入反思期、研究视线开始转向本土的学术背景条件下, 面对当前日常生活审美化及艺术泛化的发展态势, 如固执西方传统的艺术概念, 就会陷入学科自律与人类学研究以对现实的积极担当为己任的学科特性之间的两难。突围的路径仍在于对作为艺术人类学学科对象的“艺术”的反思与再认定。 反思对象的起点应始于与某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概念的决裂, 换言之, 首要的工作是清理构建了我们认识的那些常识。事实上, 我们应该认识到, 学科视野中的对象概念与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中的同一指称概念虽然有着对应关系, 但其意蕴却绝非同一的。为学者们所使用的学术表述中的语词经历了学术实践的建构, 具有了某种意指惯性, 在同行圈内成为一个特定所指。就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艺术”——来看,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实践中, 其传统对象往往囿于与西方的传统或人文社会的艺术相区别的、非西方社会中的视觉艺术品或与这类艺术品的呈现及接受相关的行为过程;而台湾学者则受到早期文化人类学中物质文化研究称“艺术科学”的观念的持续影响, 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圈定在其原住民物质文化层面。可见, 一方面, 学科术语意指惯性的实际存在要求研究者在进入到相应的研究述评时, 以对其关键术语的所指进行基于学术史的定位把握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 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被建构使然的, 历史时间、地域空间, 乃至学科理论旨归, 都可以是学科对象具体内涵的生成性因素。常识性的观念因植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而得到广泛传播, 但日常语言实际上“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 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2, 其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概念的固化/实体化, 并误导人们认为概念的所指可以与它的文化语境相分离, 从而妨碍我们把握这些观念术语在现实中所指称的事物间的关系。这样的状况并不影响日常的表达和交流, 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 就有必要从实践出发, 立于关系主义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