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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的回收磁学与农民的博弈 农民起义是封建制度运行中固有矛盾的具体体现。但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下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文化心态，导致同时期不同地区农民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中世纪欧洲农民起义，在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形成了这一时期农民独有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就使这一地区农民起义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农民运动的特点。 一、 中世纪欧洲，没有起义 从9-14世纪，伴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封建庄园里隶农的暴力反抗不断出现。如隶农拒绝为领主做劳役地租之外的“强制服役”、使用暴力来抗缴家庭税和婚姻税等，但大多数农民的反抗规模都非常小，所以只能称之为暴力反抗而不能称之为起义。在中世纪的欧洲，规模较大的能称得上农民起义的事件只有少数几次，如821年法国里西安农民起义，997年诺曼底农民起义，1024年布勒通农民起义，1075年萨克森农民起义，1358年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以及1381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等。这些起义除了扎克雷起义和瓦特·泰勒起义规模较大，席卷全国以外，其它起义规模都很小，一般只局限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庄园。鉴于农民起义的总体规模较小，因此，在史学界也就有了“中世纪欧洲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说法。 中世纪农民起义规模小的特点与中世纪欧洲政治上的封建状况有关。在欧洲封建时代，对农民实行暴力压迫、压榨的人是封建领主，相对于一个国王乃至一个皇帝，领主可统治的农民要少得多、统治地域要小得多，可以说，领主直接面对隶农。这样，他自己就可以决定对隶农压榨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那就是既能充分地搜刮隶农，又不至于使隶农感到难以忍受。对此问题，大多数领主是理智的，他们会尽量把握这个平衡点，从而维持庄园的秩序。当然，也有少数领主残暴凶狠，激起隶农的反抗，但由于一个领主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属于这位凶狠残暴领主的隶农人数也是有限的，那么，隶农的反抗只能是小规模的。 二、 ．“自由”的法律意义 欧洲中世纪的各种类型的农民，构成了从古代社会残存的奴隶到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间一个多层次的谱系。从奴隶、隶农、农奴、公薄持有农到自由持有农，其自主权和自由度逐渐增大。在封建庄园中，主要劳动力是农奴，农奴的人身隶属于主人，没有自由。1166年法国的一位修道院长在谈到他的农奴时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我的”。P103但农奴对份地享有永久的使用权，主人不得把农奴逐出他们的份地，农奴可以在份地上过一种稳定和安全的生活。P96-97正如布洛赫所说，“农奴就是世代相传的人身属于主人的人”，这是一种身份强制，农奴自己无力解脱，也无权解脱，农奴缺少自由人所拥有的某些法律方面的权利。P119一般说来，农奴阶层的形成是在当时封建依附关系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不同法律身份的人如茅屋奴、隶农、解放的奴隶自由土地所有者的后代逐渐融合入农奴阶层的，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过渡，并没有通过一种明确的契约，有的是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P106这种状况使中下层农奴阶级意识不强，斗争意识差，很难成为农民起义的主力。 中世纪中后期，欧洲农民的依附程度已极大削弱，自由度不断增加，自由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多。科斯敏斯基根据13世纪百户村案卷，对散布在5个郡的10个百户村的9934户农民进行了分类研究，其中4120户是自由农民，占农户总数的42.5%。P205同时，自由农对土地的租佃权得到法律和习惯的保护，使其富有积极性地改进农业，为市场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在17世纪英国革命之前封建法律和封建关系尚未最后废除，但是已为农民提供了致富的机会。”P515随着商品经济日渐渗入农村，加剧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农民土地买卖现象日趋普遍，富裕农民的数量开始增加，并成为农业商品的主要供应者。然而，由于中世纪后期封建王国的财政混乱、法律之外捐税的增加、货币贬值、贵族的贪婪和教士的胡作非为，富裕农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就成为富裕农民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主力军的主要诱因。“战争和粮食危机迫使许多农民沦为乞丐、甚至罪犯。但是起来造反的并不是这些人。造反的是最富裕的农民，因为他们比一无所有的人要丢掉更多的东西。他们掀起暴动并不是受贫困的驱使，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权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奋起反抗。”P276 三、 国王政策的支持 在中世纪欧洲，对农民进行直接压榨的是领主。在封建庄园内，领主享有独立的行政、经济、军事及司法权。农奴被固着于庄园之内，受到领主的经济和超经济强制，因此，最直接的矛盾和对抗也是农奴和领主。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则比较超然，他几乎不与农奴发生任何政治经济联系，因此，农奴只反对和仇恨他们的直接压迫者—封建领主，而不反对高高在上的国王。中世纪中后期，欧洲主要国家的国王为加强王权，往往采取打击大封建主及贵族的措施，不断削弱贵族的地方司法权，自由农民甚至可以越过领主法庭直接上诉国王法庭，这种措施也增加了国王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