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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学文献的流传与研究一本书的社会史 保古说明与《文心雕龙》的藏书 本书的生命力可以在传播的过程和路径中得到更好的反映。本书的传播史就是它的社会史。从刘勰写完这本书开始流传至今, 传承到我的手里, 它至少经过了大约1400多年。据我所知, 刘勰是在一座庙里, 伴着青灯黄卷写完这部书稿的。但无由通达之路, 于是扮作买书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当时做大官的沈约经过, 期望经由大名于当世的沈约推荐而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沈约不负刘勰之望, 也慧眼识珠。但当终于如愿以偿之时, 刘勰早已离开人世了。 公元1899年, 甘肃敦煌发现了《文心雕龙》唐写本。唐写本《文心雕龙》是被一名叫斯坦因·奥雷尔的英国人从敦煌盗至国外, 今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这个史实的发现表明该书经由沈约的推荐已经进入主流传播系统。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系统呢?无由得知。 元代一位郡首刊印了《文心雕龙》, 至此才结束了写本流传的历史, 这就是“龙学”史上的至正本。1984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元至正本《文心雕龙》, 这是最为珍贵的孤本。正本前有一个名为钱惟善的人写的《序》:“嘉兴郡守刘侯贞家多藏书, 其书皆先御史节斋先生手录, 侯欲广其传, 思与学者共之, 刊梓郡痒, 令余序其首……至正十五年龙集乙末, 秋八月, 曲江钱惟善。” 我最感兴趣的是《序》中的信息, 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的论著, 被一位郡守收藏事件背后的意义。而学界通常都认为, 元代是中国文化最为荒凉的时代, 刻印图书是花费十分巨大的事情。历史上并没有文字记载该郡守的身份是一位文学家, 及其出于何种目的而收藏《文心雕龙》, 但可以推定, 中国典籍的收藏与流传一定是沿着自己的一条河流涌动着, 只是目前我们了解的还不确切。 到了明代, 一批有钱有势的文人、一大批学者官僚收藏校勘《文心雕龙》。比如明代著名版本是梅庆生的《文心雕龙音注》, 堪为明代“龙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据日本学者考证, 梅庆生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一直到天启六年, 前后二十余年时间, 关注《文心雕龙》的校勘和研究, 因此明代《文心雕龙音注》的学术水平很高。该版本在卷首开列了参与校勘的一大串名单, 除杨慎 (字用修) 作过《文心雕龙》的点评外, 其他30人据考证, 有的是当时的文坛名人, 有的是爱好诗文的官僚, 名声大小不一, 所处地域分别是今天的江苏、福建和江西等地。其中有一名为谢兆申 (字耳伯) 的福建人, 是刻印《文心雕龙》的主要出资者。在《四库提要》的跋语上记载:“明谢兆申字耳伯, 福建邵武人, 倜傥好奇, 每岁必游吴岳, 喜交异人、购异书, 摭拾异闻异见, 人自荐绅学士子墨客卿黄冠缁流靡不接;书中坟典丘索经纬流略稗官琐语靡不收。名山奇壑, 足迹几遍。囊中金半以佞佛、半以市书。游吴师事刘子威, 尤与临川汤显祖、竟陵锺惺、谭元春善。出入载书以随, 客死麻城, 书留僧舍, 久遂散失。”可见谢耳伯是一个性情中人, 游历甚广, 交游广泛。只要有钱都用来购置各种书籍, 用钱刻写《文心雕龙》自然是出于对这部旷世之作的景仰, 是一种自发的文化选择, 虽然身后客死异乡是一件悲凉的事情, 但通过资助《文心雕龙音注》的刊刻而名垂青史, 地下灵魂也足可安息。 到了清代, 参与《文心雕龙》版本校勘的学者众多, 并且是以官府组织的集体形式来研究, 最著名的版本是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和纪昀的《评文心雕龙》, 其中的学者有何焯、郝懿行、卢文昭、冯舒、顾广圻、孙冶让、纪昀等。他们熟谙小学, 广涉四部, 并且专精于古籍校勘、注释, 学术根基深厚, 学术意识自觉, 古籍整理经验丰富, 在中国学术历史上均是划时代的人物。清代《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一种国家意识, 与元、明两代的民间、自发性个体研究相比, 有着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时至21世纪的今天, 《文心雕龙》的注本、释本不下几百种。不仅如此, 它也成为中国大学、研究生课程里必读的经典, 更有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讲授与参读。 我一边跟着童先生一字一句阅读《文心雕龙》, 一边开始了我的思索:为什么《文心雕龙》这本书从诞生开始即有了生命, 能够流传千年, 但有的则刚面世就“死亡”?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一本书的生命力? 于是, 我长久地沿着这个方向去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痴迷于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传播历程, 希冀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我曾背着一本万曼先生的《唐集叙录》从北京到伦敦, 参加2006年国际书展, 之后在英伦三岛观光的大巴车里, 在苏格兰酒店的木床上, 甚至为了不打搅同事的睡梦, 我躲在洗手间里借助昏暗的灯光, 找寻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述流传至今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唐诗结成文集大部分是在宋代, 尤其是南宋时期发达的坊刻、官刻, 还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士大夫刻书, 误以为是图书出版的力量传承了这些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