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君传》《王史王氏家札》补遗.docxVIP

《王忠君传》《王史王氏家札》补遗 我于196年完成了《关堂书》，并于1978年写下了《后记》。由于傅泽教授想编撰《王国维书信集》，他必须把我们的大部分信件都收录在《信中》中。此外,据我所知,如陈乃乾编印的《观堂遗墨》里面有王先生给陈和蒋汝藻的书札若干通;日本人编印的《王忠慤公遗墨》里面有给日本友人的书札若干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给马衡的书札三十九通。张舜徽教授既摘取我《书札》中涉及论学的一一八通刊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当时有人惜其未全部收入。第二集刊故宫藏给马衡的书札时则全收不遗一字。我和日本神田喜一郎博士通讯,承其以所藏王札十一通复制见惠,我即转致华师,而华师方面也别有搜集,据云数量颇多,但《书信集》迟迟不得出版。我征得吴教授的同意,先将《书札》拙跋在《读书》八二年第八期上发表。《读书》编辑部说我对王先生之死提出了新问题,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向来一贯,没什么新旧之分,因为我们是知情人,对王先生的品质性格,早就了解,自然和社会上一般轻信传闻不同。 最近读到台湾大学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王氏未尝亲炙王先生,又和王门弟子也少往还,他这部年谱,主要是钦敬王先生学问而写的。他拿赵万里的年谱作基本依据而充实了赵谱所未有的材料。王氏对于王先生各方面的学问,颇有研究,在每一项下,除辑录别人之说外,自己也附加意见,颇能持平。例如《殷虚书契考释》这部书的行世,因出于王先生的手写,于是就发生本是王作以五百元的代价为罗窃取的说法。这个说法作俑者是谁,我们至今不清楚。现从王谱中知道是傅斯年。但在台湾,傅说得到董作宾的反驳,而在国内,只有陈梦家,陈是见到《考释》原稿后才敢说的。董说:“书中引用王国维之说处,均有王氏国维曰字样(按这是指增订本,王写本作“王征君”),如考唐、土、季、王亥、王亘、上甲六条……间有附己见的,则加‘玉案’,这足证《考释》一书为罗氏自撰。”董不愧是一位甲骨学家,他是从头到尾看过《考释》一遍的。最可笑是有些人书都没看,信口附会,有的人是早蓄成见。王氏对此能支持董说,尚不失学者应有的态度。又如王先生身后,谱中附载的几篇文章,一篇是殷南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国学月报纪念号》),据文中“……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和他同时住在上海就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后来我同他先后到北京来,仍是时常见面,到现在已有十几年了”几句话,这位殷南很象是马衡,谱中也是这样猜想的。马和王先生在上海在北京一段时间里,确很接近,现有王先生给马的书札三十九通作证,札中主要内容谈治学和一些人事往还,但从来不吐露内心思想。最后一札是写给马和沈兼士两人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一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马沈都是当事人,宣言中指斥“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的古器物据为己有”,引起王先生的愤慨,写了累千数百言的长信,从清军入京已在明亡六个月之后,明宫储藏早已被掠罄尽无余,引吴梅村诗作证,说明清宫储藏皆历朝所搜集或臣工进奉,应属私产,历代相传如国学石鼓、房山石经、内阁大库书籍未尝据为己有。且历斥草宣言之人为不智,不仁,元勇。最后说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万无独存之理。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一条目,若为是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因此生气说自己心绪恶劣,阻止研究生来寓咨询及辞去北大导师名义,甚至自己的文章也不愿登入北大所出刊物上。记得我家首次编印遗书时,将这封信编入《观堂别集》,赵万里重印时抽去。没想到现在又被《集刊》再度发表。殷南在这篇文章里说王先生的辫子是形式的,精神上却没有辫子,极力否认王先生是殉清而死。我们不知道王先生要这条形式的辫子何用?最后一句话——“你看他那身边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遗嘱不是遗摺,难道还要讲究写的格式吗?看了叫人失笑!但是该文发表时,作者弟子储皖峰还声明他对于王先生的性格及学术思想彻底了解。就全文来看,只有“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两句话可以说是真实的反映。一篇是顾颉刚的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五卷第一、二期),顾文牵及的问题广泛,第一点他考虑王先生遗嘱的几句话,他说王先生的死可能和叶德辉被枪毙有关,但王先生不失为一个超然的学者和叶不同,即使北伐成功,顶多剪去他的辫子,剪辫子算不得侮辱。又提和北大考古学会龃龉的一事,说他们都是懂得学问的人,佩服王先生学问,怎么能忍心害理去谋害他,所以不必去死;第二点他责怪民国没有学术研究机关,如果有的话,那么王先生似乎就可以倾向民国专心致志去搞他学问去了;第三点他不否认罗对王的奖掖,但他说罗这个人好矫情饰智,借用遗老这块招牌来图名利,使王在这样环境中也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面子不得不硬挺到底。矫情饰智他没有举出实例来,难道就是指借用遗老招牌来图名利吗?一篇是史达的王静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