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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采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调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献研究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文献研究理论。 1 藏书为研究对象 典籍,圣贤“托之宪言,以垂世示后”(1),藏书是人类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中国有悠久的藏书历史。夏代,文献就被有意识地保存起来,商代始分类典藏甲骨文献,在周朝,有专事国家典籍收藏的工作,秦汉之际,官府藏书已有相当的规模。与此同时,私家藏书之风渐盛,经久不衰。官府和私家皆重视藏书的访求,为此付出不懈努力。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汉成帝(公元前51—前7年)曾派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朝立国之初,秘书监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3),建议广集天下书籍。历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文献教化和借鉴功用,修建馆阁、置管书官,对藏书活动乐此不疲。 与之相比,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得之更艰、失之更易,他们苦聚典籍,勉力经营。为读书治学而藏书,是私人藏书家藏书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张华是晋代著名学者和最大藏书家,据《晋书·张华传》载,其“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徒居,载书三十乘”。唐晚期诗人杜荀鹤,在《书斋即事》一诗中写道,“时清只合力为儒,不可家贫与善疏,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反映其家境贫困,却矢志不移地读书、聚书。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为徐熙的《牡丹图》,“留信宿(两夜),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后金兵侵犯京师,他们“四顾茫然,(书籍古物)盈箱满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4)。 随着文献采访活动的开展,必然在实践中积累一些采访的知识。这些文献采访知识转化成文献采访理论,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主要原因是:(1)早期的藏书楼大多处于封闭状态,相互很少往来;(2)印刷术没有发明前,文献数量少,主要是写本,复本大多是靠人抄写的,因此采访活动少;(3)文献采访人员大多是藏书家,以藏书为直接目的,对文献采访的经验研究少;(4)当时学术发展慢,对文献采访理论的需要不很迫切。 2 《通江略》的学术宗旨是提出“求书八法”的缘由,是同时信 在总结文献采访思想方面,私人藏书家贡献较大。由于文献采访知识的不断积累,南宋开始出现文献采访知识向文献采访理论转化。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史学家、藏书家,居夹漈山中30年,刻苦读书,人称“夹漈先生”。据《宋史》记载,他年轻时读书极多,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故对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皆有论辩。他在《献皇帝书》中写到:“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正是这种广泛的知识面和博大的志向,使得他得以形成会通古今的思想。《通志》即是一部通史,会通是其精神所在。《通志》的精华部分是20略,《通志?校雠略》集中反映其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他在《通志总序》中明确表达作《校雠略》的缘由:“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使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其中他提出“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于公,求之于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即类以求是说专门书籍,最好向从事此专业的行家里手寻求;旁类以求,即按照学科触类旁通的原则,从相近学科和相关流派寻求;因地以求是说地方文献,最好到这一地方去找;因家以求,是指家谱和个人文集,最好到这个家族后裔或他们的出生地寻找;求之于公是说官府多藏诸如断狱、礼仪、官制、版图之书,需要这类书籍,最好求之官府;求之于私,即馆阁秘府少见的奇书异册可向私家寻找;因人以求是说官吏四处为官,往往会搜集当地藏书家书籍,向他们寻求文献多有收获;因代以求,即按划分时代的方法来求书,特别是当代人的著作,由于流传多且广,常被人忽视,应及时收录。对上面求书方法的执行,他做详细说明: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乡贤传赞,山经地志,应求之当地;先达名流的著作,应求助于他家的后嗣、亲朋好友;凡性命道德之书,可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求之释民。 “求书八法”,既是郑樵本人数十年辛勤藏书经验的总结,又是千百载公私藏书采访经验的高度提炼。其目的在于指点求书迷津,变藏书“最难事”为“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5)。郑樵的采访理论,在当时是比较成熟的,对后人研究文献采访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今天的文献采访者仍可以此为参考。 3 《文献报道》的技术实践 明清私家藏书兴盛,为明清藏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藏书家对以前的藏书活动进行归纳总结,提出购书、鉴书、藏书及目录编纂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明祁承火业(gan)、清孙从添和叶德辉。 高濂在《遵生八笺·论藏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