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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政策对中国内地处理城市发展的借鉴 通过政治协调，国家如何保护城市房地产和公民权益，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衡。这不仅是政府政策和维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互动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参与和繁荣社会发展。而在这方面，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基于这种情况，本文通过描述香港一个成熟社区工作案例，讨论社会工作在政府与市民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运用参与式方法，侧身所描述事件，即香港某社区中心社区工作者帮助居民解决城市改造中房屋租住问题，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讨论关于社会工作在政府与市民关系之间的专业作用。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观察社会现实方面的价值，学界一直存在某种疑惑，把后现代主义笼统地看成一种只有颠覆没有建设的价值观，认为“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它不是一个时代或历史时期概念。正如李欧塔在《公正游戏》中所说：“后现代并非取其历史分期上的意义”；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一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30)。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及思维方式，而不仅仅是以拆毁前人的文明成果为目的的毫无建设性的提问。后现代主义的确以“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李欧塔）为特征，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它更具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福柯描述后现代主义思维：“一种完成感和终结感，一种懵懵懂懂的感觉，它负载和激发着我们的思想，或许也可能借助随意的允许哄骗我们的思想入睡……使我们相信某种新事物即将开始，它宛如地平线上刚刚透出的一缕微曦，我们只是隐约地瞥见了它———这种感觉或印象并不是毫无根据的。”(44)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探索、阐述和诠释新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社会问题的一套新的范畴、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理论。 一、 土地和家庭问题 香港是“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个人私有财产。香港又是个寸土寸金之地，在1100平方公里内生活着将近600万人口。房屋和居住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政府和社会最突出而又敏感的课题。尤其在经过长时间的房地产业低迷之后，从2005年起，出现价格回升，至今仍在上扬。除了商业集团，一些私人也开始注目房地产投资。在这一背景下，租客与房主、开发商的搏奕开始了。 （一） ．新条例的基础 2004年7月9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04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即时生效。该条例将执行20多年的租客拥有的居住保障权撤消。新条例规定，凡在2004年7月9日以后新签或续签的住房租约，在租约期满时不再有原条例规定的继续租住权利。1981年以来的“租住权管制”条文中规定：只要租客在续约时愿意缴纳当时的市值租金，业主就必须同意重订租赁合同。这项规定保护了房屋租赁中弱势的一方，同时也对业主有公平含义，因为同时保证了业主的房屋出租收益。业主还可以在收回自住、租客不交租或重建等理由下，通过法律程序收回出租房。因此这是一个保障了租赁双方权利的规定。然而，新条例生效后，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业主可以依法终止租赁，或以其他理由收回房屋权；但是租客不得再要求续租房屋。也就是说，租客有可能面临由业主提出的要求租客搬迁的局面，甚至还可能出现业主利用新条例以迫使租客搬迁为由而提高租金。从租客这边讲，则完全没有对等的话语权。 （二） 私人参与土地开发与强制出售 2006年3月8日，政府房屋及规划地政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一项关于促进私人参与土地发展的建议，并展开三个月咨询征求意见。新闻发言人提出：“政府十分重视促进私人参与土地的重新发展，作为解决楼宇老化问题的一环。”即根据《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调低三个地段（只剩一个单位未能收购的地段；楼龄远达40年以上的地段；无法联络业主的地段）作为强制售卖申请门槛的不分割份数。发言人说：“我们在制订有关建议时，致力在促进私人参与土地重新发展的工作与保障个人私有产权之间，取得审慎而细致的平衡。”这项建议意味着，根据《土地条例》，拥有某个地段不少于90%不分割份数的业主，可以向土地审裁处申请为重新发展而将整个地段强制售卖出去。 （三） 旧楼改造的后果 在这个交易中，获益的主要是地产开发商，他们可以很快得到土地开发权，建造新大厦获得利润，并且在新政策保护下不必支付房客搬迁费；其次获益的是房产业主，他们可以很快将旧楼宇卖出去，比慢慢收房租获利要快很多；再次获益的是中间商，他们通过替大地产商买房而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