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与诈骗犯罪的界分是盗窃罪的既遂、未遂、中止还是无罪.docxVIP

盗窃罪与诈骗犯罪的界分是盗窃罪的既遂、未遂、中止还是无罪 一、 国内法上并不存在盗窃刀锯案 25岁的被告赵某是一家建筑公司，25岁。 1988年12月某日中午,赵乘民工李某外出吃饭之机,将李某的居室门锁撬开,后赵见本组工人张某前来,便对张说:“包工头那屋没锁”。二人便进李的屋内拿走刀锯两把,放到本组仓库内。赵又返回李的屋内拿走手锤两把,人造革兜子一个,兜内有现金2004元及电子计算器等物,张见赵拿来的兜子内装有决算表等物品,便对赵说“人家包工头拿这个结帐呢,快给人家送回。”赵欲将兜子送回,见李等人回来便将兜子扔到房上,后赵在班长追问下,承认偷了兜子并扔到房上。当公安人员来到现场后,被告赵某主动向其承认了盗窃锯、锤子、兜子的事实。上述款物均已返还李某。检察机关以盗窃既遂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律师进行无罪辩护。 二、 赵因未领有他财物 某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有以下五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的行为是盗窃既遂,且数额巨大,应根据刑法第152条判处被告人5年以上的刑罚,其理由是:“赵将兜子拿走使财物的所有人失去了控制,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主观上是占有越多越好,赵虽然不知兜内有钱但并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的行为构成盗窃既遂,数额巨大,其理由同上,但鉴于赵不知兜内有钱的情况下欲将兜子返还失主,可根据刑法第59条在法定最低刑5年以下判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赵的行为属盗窃未遂,其理由是:行为人虽将兜子盗出,但没有隐匿,并未实际占有支配该财物,因此应比照既遂犯罪从轻或减轻处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赵某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其理由是:赵某将兜子盗出后在他人的劝说下自动放弃了犯罪意图,中止了犯罪,故应免除或减轻处罚。 第五种意见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判决宣告无罪。 三、 危害性的大小 笔者同意最后一种意见,即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任何犯罪都是犯罪分子主观方面的罪过和客观方面的有机统一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对一定条件下认定行为的性质起着决定的作用。行为人从主观上看不具有占有2004元现金的意思,客观上也未实施占有和支配该款的事实。2004元现金不是行为人故意的内容,完全是出乎本人意料之外的。因此,赵的行为不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前四种意见均不能成立。下面从犯罪的基本特征出发做一简要分析: (一)赵的行为不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志,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可以说,一切不道德、犯错误乃至违法的行为对社会都是有危害的,但社会危害性有一个程度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我们不仅要考察危害性的有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危害性的大小,尤其不能忘记“一定”二字。并不是有社会危害性就都构成犯罪,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即比较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行为。刑法但书规定的很严密:“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对社会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危害性的大小不单纯取决于危害结果的大小,也还包括主观因素,要结合主观原因,不能只看客观后果。《刑法》第十一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就要求行为人在犯罪的时候主观上必须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怎样干,这样干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赵某在偷兜子时并不明知兜子内有现金,故意的内容是兜子和手锤,而不是现金,因此兜内的2004元现金不是赵某主观上故意的内容。 (二)赵某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违反刑法是犯罪区别于其他违法行为的必要特征。违法行为有很多,诸如民事、经济、行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违法等,从广义上说都是违法,但是犯罪必须是违反刑法的行为。只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才能认为是触犯了刑法。因此,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根据刑法规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单纯的客观损害缺乏主观要素,不能认为是触犯刑法的行为。赵主观上想偷的仅仅是刀锯、手锤、兜子,兜内装有2004元现金完全是出乎本人意料之外的,况且客观上也未实施占有、支配该现金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违法行为,并未触犯刑法,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三)赵某的行为不具备应受刑罚惩罚性。犯罪是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这是犯罪的必要特征,也是犯罪同其它违法行为的重要区别。犯罪同刑罚是紧密相连的,行为危害社会,达到相当程度,触犯刑法,是判刑的基础,而刑罚则是该种行为的法律后果。犯罪行为同其它违法行为是有着原则区别的,只有犯罪才能受刑罚处罚,对任何其它违法行为,如违反民法、经济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只能按相应的法规处罚。赵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未达到一定程度,亦未触犯刑法,因此不具有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