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宝船问题再探讨.docx

郑和宝船问题再探讨 郑和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明朝宣宗朱占基于宣德八年（1433年）去世。郑和率领舰队七年去西部，参观了30多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和地区。这可以说是世界海军史上的一个伟大创新。关于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宝船”, 《明史·郑和传》云: “造大舶, 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由于对此记载产生了怀疑, 所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见仁见智, 至今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 严重影响了郑和宝船的复制工作, 成为了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一大遗憾!正如台湾学者龙村倪先生所言: “科学求证宝船的大小问题不仅未落幕, 反而是另辟新途, 可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典范, 甚至是解决其他古代科学技术史难题的‘示范’, 这是所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现代中国人必须接受的严厉挑战。如果连这样一个小问题, 我们都无能解决, 别的事也就不必说了!” 为此, 许亚洲先生发表了《涉及郑和“宝船”的三大谜团》一文, 将有关郑和宝船的争论归纳为三大问题:一、郑和宝船有多大;二、郑和宝船何处造;三、郑和宝船是什么船型。科学论证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相继发表了文章, 从造船科学技术的角度论证郑和宝船问题。特别是郑明、张纬康、纪刚、倪鹤鸣、王国平合撰《论南京宝船厂遗址出土舵杆与郑和二千料宝船匹配关系》一文, 为正在进行的郑和宝船复制工作提供依据。但笔者则认为, 要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应该搞清楚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所使用船只的实际情况, 以及什么是“宝船”的问题。否则, 科学技术论证工作就会陷入歧途, 事倍功半。 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 实际上不尽相同。过去论者忽略了这一问题, 混为一谈, 因此造成争论不休。根据现存史料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第二个时期是郑和第四次至第六次下西洋;第三个时期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兹就郑和不同时期下西洋的船只情况, 分别加以考辨论述。 海船的建造和五pc的关系 拙文《郑和下西洋动因与目的考实》曾指出,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之一是应西洋各国的请求, 首先要打通海路。巩珍《西洋番国志》旧港国 (即三佛齐国) 条中云: “洪武初, 广东人陈祖义等挈家逃窜于此。后祖义充头目横甚, 往往劫夺客舡财物。” 旧港是明朝交通西洋诸国的要道, 古里等国朝贡的必经之地。当时因有海寇陈祖义横行, 经常“劫夺客舡财物”, 海道难通, 令西洋诸国朝贡使臣望而却步。明成祖即位后, 西洋回回商人随暹罗国朝贡使臣来到南京。在永乐元年 (1403年) 十月返归时, 明成祖设宴送别, 西洋回回商人陈述了海寇陈祖义阻塞海道的情况, 并且云:“闻朝使至, 即随来朝。”明成祖很快做出了派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决定, 于永乐二年 (1404年) 正月下诏:“将遣使西洋诸国, 命福建造海船五艘。”台湾学者刘序枫先生却云: “五艘并非‘庞大’海军, 可能只是单纯派遣宣谕西洋某国, 永乐即位后明朝频繁遣使西洋各国, 这次亦是其中之一。” 刘先生此说纯属臆测, 失在详考, 是不正确的。因为明成祖特别“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是供下西洋正副使臣乘坐的, 其他所需的战船、运输船、补给船等, 水师中都有现成的, 自不必另行建造。明成祖登上皇帝宝座后, 首先就加强海运和海防, 欲消除倭患。永乐元年五月, 他下令“福建都司, 造海船百三十七艘”;三个月后又下令“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艘”等等。这些大量建造的海船, 显然足够下西洋使用。明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因是小说, 必然有虚构的成分, 但其对人物事件的描述亦不能说全无根据。其中描述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数十只船中, 正副使臣乘坐的船只仅有“四艘”。这与上述记载是相吻合的, 因为所造“五艘”中有一艘备用。 为了尽早下西洋, 明成祖特别命福建造海船五艘, 其船型自然是福船型。这五艘海船有多大呢?根据南京静海寺残碑的记载, “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但这五艘不是一般的“二千料海船”, 它是为下西洋正副使臣乘坐而特别建造的, 其外形上肯定有所区别, 功能上也有所不同。这五艘海船能否称为“宝船”呢?当时是有其实而无其名, 不能够称为“宝船”。因为在现存史料中, “宝船”的最早记载, 出现在《明成祖实录》永乐六年 (1408年) 正月命工部造四十八艘“宝船”。况且“宝船”之称谓, 不仅体现在使用上, 而且也体现在建造上。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马不停蹄, 船不歇帆, 下西洋刚刚返归, 又被诏命下西洋。而且, 既要打通海路, 消灭海寇陈祖义;又要帮助解决西洋各国矛盾事务, 比如擒获锡兰山国伪王阿烈苦奈儿等等。因此,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变化不大, 仅是补充了一些被损耗的船只。 宝船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