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减持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docxVIP

高管减持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一、 高管行为基于满足限售解锁的约束 委托代理和董事培训是现代公司理论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为了将董事的预期有效性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结合，我们必须鼓励董事的选择和实施可以提高股东价值的行为。给予一定的股权奖金和基金奖，使其的个人财富与公司业绩相结合。这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2006年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并实施的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首次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行为进行了规范,此后股票与期权激励得到了广泛地运用,成为高管薪酬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高管满足限售解锁条件后,不断有高管进行减持。根据CSMAR统计, 自2006年至2012年,A股市场共发生了10650次高管减持事件,高管减持次数和高管减持金额均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为了获取私人利益而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有意识地改变会计中盈利信息的行为［1］。高管股票与期权激励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高管的利益获取方式,也将导致高管行为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会计盈余信息会影响企业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进而影响股价,高管作为公司盈余管理的主体,在进行减持之前,他们会不会为了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在二级市场出售股票而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盈余管理呢? 大量研究表明,高管和企业股东的利益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高管的行为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当高管减持金额增大时,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冲动及程度是否更大? 近年来,高管减持、甚至高管集体减持现象的频繁发生引发了投资者的忧虑,导致股票市场的动荡,如何加强对高管减持行为及信息披露的监管,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构成了证券监管的重要议题,但目前仍较少有文献对高管减持现象进行研究。 二、 高管减弱与公司向盈余管理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根源［2］,股东与高管的利益虽然都依附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分享公司长期经营带来的净利润; 而高管却将公司视为收入、地位、在职消费的来源。虽然股票和期权激励一定程度上可以弥合两者的分歧,将高管自身利益与股东利益捆绑［3］［4］,但当高管减持时, 高管持股的利益捆绑关系将不再稳固; 而当高管全部减持甚至辞职时,这种利益捆绑关系将瓦解( 如九州通总经理辞职)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高管等内部控制人的股权交易行为,2007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同年5月深交所进一步发布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但上述管理规则及指引只是针对高管等人员股权变动行为作了一种总括性的规定,并未予以细化,容易被高管等内部控制人规避。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控股股东的虚化及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使得高管控制权增大,成为具有实际控制权的 “内部人”,高管更有可能通过某些途径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是一种普遍现象［5］,由于高管天然具有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等的信息优势,当其预期公司会出现业绩不佳等情况时,可能会操纵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并择时减持,以减少可能的损失或获取更多的私利。但是,高管的管理主义行为是存在风险的,会面临一定程度的阻碍［6］,如证监部门的监管、税务部门的稽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以及股东大会等。一旦被发现, 必然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抵制,甚至为此付出声誉受损、法律风险等沉重代价。为减少风险,高管更可能会在减持前通过其他更隐秘的方式如盈余管理,在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制造沟通阻滞［1］,通过控制财务报告中的盈余信息,使公司股价保持高位走势,并在其后将手中股票抛售套现,从中获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 相对于未减持公司,发生高管减持事件的公司更有可能在减持前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在蔡宁、魏明海［7］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设置以下logit计量模型,研究高管减持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概率的影响: 其中,Pi为公司i在T0期间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条件概率,Reducei为公司i高管在T1期间是否减持的虚拟变量①,FCi为公司基本特征因素,CGi为公司治理特征因素,Exteri为公司外部因素。 减持规模和减持时的股价是影响高管减持收益的两个决定因素,当减持规模一定时,减持时的股价越高,减持收益就越大。由于会计盈余信息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股价,受利益因素驱使,当高管计划在下期加大减持幅度时,其在当期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会更强烈。 如图1所示②,可以看出高管减持与前一期盈余管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当高管减持幅度增加时,其前一期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增加了; 而当高管减持幅度下降时,其前一期的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