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同判的法律适用.docxVIP

同案同判的法律适用 “适用法律人平等法”是宪法和刑法中唯一的基本原则。因此，宪法和刑法领域之间形成了自然联系。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与刑法中的平等原则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其一, 任何公民都不得因身份地位上的优势而获得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也不能因身份地位上的劣势而构成遭受法律制裁的根据。只有当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体因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同样的处罚时, 才意味着平等原则的实现。其二, 身份不仅不应成为逃避或者受到法律惩罚的根据, 也不应成为得到或者失去法律保护的原因。然而, 在我国刑法文化中, 公民作为可能的被害人同等地得到刑法保护, 并没有像公民作为可能的被告人同等地受到刑法惩罚那样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 同等犯罪同等惩罚与同等被害同等保护都是平等的应有之义。其三, 平等还意味着法律惩罚机制的激活只能以回顾性的已然行为为主要根据, 而未然的所谓犯罪可能性、人身危险性、个体的特殊素质等等不能成为发动刑罚的主要根据;否则, 如果将法律的惩罚根据建立在特殊人之假定上2, 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了平等原则之要义。因为按照特殊人假定, 个体之间先天的差异、后天的社会地位差别等已然行为以外的因素都可能构成法律适用中的重要影响, 而这些影响的结果, 必然是不同公民在法律适用上得到差别对待。然而, 应当平等并不等于实际上真的平等了。无论在宪法还是刑法中, 平等都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 而法律适用实际中的实然状况到底如何, 平等原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实行, 尚无精确的实证数据加以证实。本文主旨就是发现、证实、解释平等原则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 并为缩小这些可能存在的距离进行对策论证。 一、 平等原则的实现—从平等适用到等量等罚 作为抽象理念, 平等与否的实证检验还需要一个平等意蕴的更加直观易解的表述。根据上述分析, 平等原则首先可以具体化为法律适用中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然而, 这个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不完全的”, 在得到补充以前, “它不能确定地指引行为”。因为, 任何一群人都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在其他方面相异, 这时, 如何确定哪些异同才是有意义的,3对平等原则的准确理解至关重要。换句话说, 所谓“同等情况”可以分解为作为法律事实的情况, 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自然事实的情况。比如, 不论是男人实施的盗窃还是女人实施的盗窃, 尽管在自然事实上分属不同情况, 而在法律上这种相异却没有意义。问题是, 法律条文本身也并未直接写明个人之间的哪些相似性和相异性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于是, 到底如何区分何谓作为法律事实的相似与相异, 何谓作为自然事实的相似与相异, 便成为贯彻平等原则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中所蕴含着的问题是, 如何使“情况”之间获得可比性, 否则便无法实现“同等情况”到底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的确切判断。 为此, 我们可以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进一步具体化为同案同判。具体个案是看得见的法典, 摸得着的规则。公民通过个案中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纠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如果只有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无实实在在的个案公正, 或者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 实际上便向人们传递着消极信息, 法治原则将无法真正得到张扬, 人们便无法通过前后一贯的案件信息, 在头脑中形成法律行为与结果的稳定预期。但是, 对法律原则和规则而言, 任何一个案件作为一定时间地点中的事件都是唯一的, 不可重复的, 天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案件, 在所有细节上都绝对相同的“同等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既然如此, “同等对待”又何以为据?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筛选机制, 从具体个案的唯一性中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相似性与相异性, 以适应法律规范的普适性。那么, 这种筛选机制又是什么?一般而言, 这种机制由两个基本元素所构成:一是法定情节的明文规定, 二是司法人员、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法律的学理解释。前者如累犯从重的法律规定, 后者如强奸罪客体只是“妇女拒绝与合法配偶以外的任何男子发生性行为的权利”的学理解释。4相比而言, 学理解释的主观性和多样性显而易见,5因而必然给“同等情况”的判断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退一步看, 即使是根据法定情节对具体案件进行过滤, 也未必使“同等情况”的判断获得唯一确定的结果。这是因为, 具体案件是多个法定情节的多种排列组合的结果, 两个案件之间在此方面具有共同的法定情节, 而在彼方面则可能不具有共同的法定情节。比如, 同样构成累犯的两个抢劫犯, 某甲具有未遂、致人重伤、未成年人犯罪等情节, 某乙则构成既遂、自首、多次抢劫等情节。这时, 何以见得“累犯”+“未遂”+“致人重伤”+“未成年人犯罪”是否等于“累犯”+“既遂”+“自首”+“多次抢劫”?何以见得两者是否属于“同等情况”而决定处以同样或不同的刑罚呢?如果无法确切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