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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职业教育与资格证制度的互通研究 在中国，旅游证书和旅游专业证书是不同教育或培训体系的产物。如何在科学、规范的教育和培训网络中整合、整合、兼容，已成为中国“15”期间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十五”期间,见诸报端的有关一般性“双证融通”的研究成果或从宏观大谈政策法规,或抽象地去论证“双证转换”的作用与意义,或介绍国内实行职业资格证书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或笼统地提出“要建立职业资格与学历的对应,使专业教学与职业资格标准相适应”的观点,但均未针对如何构建旅游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旅游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旅游职业资格认定,含各类旅游职前培训、职后培训等)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终身教育体系进行专题研究。 一、 职业教育与资格的“双证转换”研究 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旅游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认定也因在其结构、依据和培养方式、培养目标等方面既有一定的区别,又互为联系与补充而成为我国“十五”期间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国内对旅游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认定的兼容性的课题,尚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而在宏观上对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制度的研究也基本处于起始阶段。 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是黄尧的《开展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转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及赵志群和苏敏共同完成的《职业资格研究———职业资格和学历证书相互沟通的基础》。前者从政策层面介绍了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职业证书制度,到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全面推行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制度,加快职业制度建设”的制度、规定的过程,并且对这一时段的我国职业制度建设的现状、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做了分析、评价。后者虽然提出了“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相互沟通,是实现学历教育体系与职业培训体系接轨,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的观点,但并未在宏观和微观上说明如何使职业学历教育与资格认定相互融通,只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职业资格与资格研究的内涵”,概括式地介绍了国际资格研究的成果,并对职业资格结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另一项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是刘天明的《论职业教育的特征》。该研究课题批判性地指出“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了五十年,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未摆脱学历教育中教师为主体,学生为次体的窠臼”;以“课程设计和安排应采用专业模块”、“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考核方式要以应会实操测试为主要形式”以及“技能训练要与企业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论据,阐述了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教育的关系,指出了职业资格教育的特征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应会实操教学为主,应知理论教学为辅”和“以岗位能力作为模块,建立继续教育机制”三个特征,并且比较具体地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改革“双证融通”问题的措施。 这一时期,已经见诸报端、且有一定影响的、关于一般性“双证转换”研究的还有《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沟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职业资格与学历并重———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策略》、《高职双证书教育的实践与建议》、《高职实行职业资格证书的探索》等。纵观以上研究,虽然有的也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具体做法,但缺乏较深入的实证研究,缺乏两种证书相互转换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转换机制与模式。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邢晖的《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若干理性思考———2005至2006年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及观点选编》一文。该文陈述了2005年至2006年两年间有影响的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文章观点,并以“职业教育应走向核心”、“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八个矛盾”、“发展职教亟须克服体制性障碍”、“职教领域三大体制创新”、“变被迫‘淘汰’为自主‘选择’”、“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互动的障碍及成因分析”等为标题,得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基本判断,如“单纯地从学校教育体系中寻找职业教育的定位,不仅视野狭窄,而且难免遭遇成长的极限”、“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外部困难和内部矛盾并存”、“在观念、体制、结构、质量等多种层面上,体制性障碍是最主要的掣肘”、“在职教改革和创新中,体制创新是关键所在”、“由于两个互动因子自身及外部环境都存在一系列问题,目前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尚未完全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等等,对“十一五”期间及之前我国职教发展状况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尤其具体分析了职业院校双证衔接和沟通存在相当难度的原因,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实现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有机互动的策略。 以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的总体结论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劳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两种制度在其结构、依据和培养方式、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