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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自救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的自我满足意味着犯罪后，在嫌疑人被发现或被政府逮捕之前，积极向政府提起诉讼，并真实解释了自己的罪行，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自首减免刑罚, 是中国古代律典的特色, 是中华法系特有的刑罚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 改过自新。如《论语》所言:“过则无惮改”。《唐律疏议》亦云:“过而不改, 斯成过矣。今能改过, 来首其罪, 皆合得原。” (P101)即有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如果有错而不改正, 这才是真正的错。犯罪后来投案自首的, 原则上可以减免其罪责。由于自首减轻其刑, 允许犯罪人改过自新, 这有利于分化瓦解和孤立打击少数犯罪分子, 发挥刑法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功能, 特别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 中国历代封建刑法都非常注意犯罪自首的问题。 一、 汉律自认制度 中国古代自首制度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 《尚书·康诰》就有“适尔既道极厥辜时, 乃不可杀”的记载。《蔡传》对此解释为:犯罪以后“既自称道, 不敢隐匿, 罪虽大时, 乃不可杀”, 即犯罪以后投案自首, 把犯罪事实全部说出来, 罪过虽大, 亦可不杀。明代学者丘浚认为:“此后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条所出自也。”因此, 很多学者认为, 《康诰》中类似自首的记载是中国古代自首制度的萌芽。 秦朝时期, 自首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被规定于秦律中, 自首制度得以正式确立。根据云梦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其中就说:“把其假 (假, 即所借用的官家物资) 以亡, 得及自出, 当为盗不当?自出, 以亡论。其得, 坐赃为盗;盗罪轻于亡, 以亡论。”问:携带所借官家财物逃亡, 被捕获或者自首, 应否作为盗窃?答:自首, 以逃亡论罪。如果被捕获, 按赃数以盗窃论罪;如果盗窃罪轻于逃亡罪, 则仍以逃亡论罪。又如《法律答问》所载:“隶臣妾系城旦春, 去之, 已奔, 未论而自出, 当笞五十, 备系日。”意为被处以城旦春而逃亡的人, 如果没有论处而自首, 可以从轻处罚, 应当笞打五十。秦律自首称为“自出”。由于秦严于法治, 自出只能减刑, 不能免刑。 及至汉朝, 汉律对秦律自首有所继承和发展。汉律自首称为“自告”, 明确规定了“先自告除其罪”的原则。意为犯罪未被发觉时, 先自告发。对于自告者, 不仅可以减刑, 也可以免刑。但是, 汉律自告免罪原则不适用于共同犯罪的“首恶”及“造意”者, 即使先自告也不能除其罪。对于侵害尊长的自告者, 不得减;对于杀人造成伤亡后果的自告者, 只能减而不能除其罪;对于一人犯数罪, 只能减免自告之罪, 未自告之罪不得减免。汉律自首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并为魏晋南北朝各朝的立法所采用。魏晋南北朝及隋律皆改“自出”、“自告”为自首, 并为后世所沿用。 二、 《唐律疏议》对目前封建王朝自认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唐朝是中国的封建盛世, 也是中国古代立法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法典巅峰之作的《唐律疏议》, 吸取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和律学成就, 继承了以往历代律典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 采取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定相结合的立法体例, 对自首制度作了十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 形成了完备的自首制度, 成为后世封建王朝自首制度的立法典范。 (一) 自由法上的律文 自首是唐律中最为发达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律文较多, 与自首制度有关的律文主要规定于《名例律》和《斗讼律》, 其基本律文规定于《名例律》。从律文规定看, 唐律自首成立的条件主要有: 1. 唐律对未发即犯罪已发而不干行为的追究 唐律确立自首制度的目的是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是出于对“改过”者的宽宥, 如《名例律》疏议所言:“过而不改, 斯成过矣。今能改过, 来首其罪, 皆合得原。”同时, 《名例律》﹙第37条﹚确定了自首的核心条件“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 原其罪” (P101)。即自首必须在罪案“未发”的情况下进行。“犯罪未发”是唐律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 如果“犯罪已发”, 则“虽首不原”。即如果犯罪已被发现, 则不能成立自首。所谓“犯罪未发”, 是指罪案未被发觉。唐代“犯罪未发”有两种基本情况:其一是指官方未发现犯罪并进行追究。如果官方自行发现犯罪并进行追究, 唐律称之为“案问欲举”, 属于“犯罪已发” (P253~254)。其二是指未有人去官府告发。若有人向官府告发犯罪, 不论状子文书是否正式送达官府, 就属于“犯罪已发”。《名例律》律疏解释为:“若有文牒言告, 官司判令三审, 牒虽未入曹局, 既是其事已彰, 虽欲自新, 不得成首。” (P101)在此种情况下, 官府是否受理告发是“犯罪已发”与“犯罪未发”的界限。 以下两种情形视为“未发而自首”原则的引申与发展。 (1) 犯有轻重不同的数罪, 轻罪已发而自首重罪的, 免其重罪。律文 (第37条) 规定:“其轻罪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