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主刑辅到统一化与宽缓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docxVIP

从德主刑辅到统一化与宽缓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 被称为“东罗马法”的唐代法律也被称为犯罪体系建设的典范。在浩若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学界对唐律量刑制度的研究大致有三个基本方向:(1)对唐律具体量刑制度进行研究,比如自首、共犯等,这是最为常见研究方法。1(2)对唐律量刑技术进行研究,即在论述唐律立法量化技术,尤其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立法量化技术时,间接性地论及唐律量刑技术问题。2(3)对唐律量刑实践进行研究,即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唐律量刑的虚与实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详尽分析。3然而,从宏观上对唐律量刑制度进行论证者尚不多见,尤其是唐律量刑制度对今天的量刑制度改革有何启发意义,学术界至今鲜见客观的、切实的论证与评价。而正是这种缺失,不仅影响到后世对唐律量刑制度之历史影响的全面评估,无法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唐代“法律世界”,而且还使中国当代所倡扬的量刑制度改革失去了文化的“根”,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西方言说。并且在中国历代律典中,唐律实乃巅峰之作,其立法技术之成熟,可谓前无古人;其承前启后、润泽华夏千余年的历史影响,可谓后无来者。有鉴于此,以唐律为研究对象,就能对古代量刑制度有更为客观也更富学术价值的深入挖掘,也更有助于我们追寻当下中国量刑制度改革的文化基础。本文之作,意在从宏观上对唐律量刑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特点进行研究,并阐明其历史贡献。 一、 唐律中的质量思想 历史地看,封建法制的量刑思想大体不外乎两种:一为“以刑止刑”,以严刑峻法,使民众噤若寒蝉,慑伏于刑罚淫威之下,往往是“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一为“以轻代重”,重视“刑期于无刑”,强调“宽仁慎刑”和“量刑从法”,防止“官逼民反”。“以刑止刑”与“以轻代重两种思想与封建时代统治者的价值理念产生融合与碰撞,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量刑指导思想:重刑主义与轻刑主义。前者强调严刑酷罚、轻罪重刑和原心论罪,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从而建构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因此对死刑与肉刑情有独钟,并且刑罚种类名目繁多;后者则强调刑罚人道、量刑从宽与以轻代重,以达到民众自愿守法、认同法律的目的,从而建构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因此废除肉刑,并且削减死刑罪名。无论是重刑主义抑或轻刑主义都是社会对刑法任务与刑罚功能认识的产物。当人们不再抱有刑罚万能思想,当历史证明即使严刑峻法,也带来甚至加速王朝灭亡的事实后,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则具备了观念基础。 总体而言,隋朝在量刑指导思想上是一个转折点,基本上确立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量刑指导思想,4只是没有将其贯彻落实到底。隋文帝晚年的“专任刑名”以及隋炀帝的“益肆淫刑”,抛弃了这一量刑指导思想,导致《开皇律》被束之高阁,终致“天下愁怨,溃而叛之”,5也注定了隋王朝的短命。唐高祖李渊于太原起兵反隋之初,鉴于“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的教训,6就曾颁布了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7唐王朝建立后,面对“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的惨败局面,8除积极发展经济和改革政治外,唐太宗等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路径就是慎刑,因此继承并发展了隋律“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量刑指导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 为何唐律奉行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这首先与唐太宗李世民的用法之道相关。他即位以后,尊孔子为“先圣”,奉颜渊为“先师”,接受魏征等的谏言,把儒家的“仁政”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思想。他在组织群臣讨论立法时,又采纳了魏征以“宽仁慎刑”作为立法思想的意见,“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9之后,唐太宗又明确提出了“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10的死刑适用标准。因此,“仁义治天下”成为宽仁的量刑指导思想之政治支撑,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动力:以轻缓的量刑纠正法典的重刑主义形象,从而实现刚猛量刑与宽仁量刑之间的相克相生、相得益彰。有鉴于此,一方面,作为“正刑定罪”的唐律要求既重刑度,又重教化,宽仁治国,“布宽大,削峻法”;11另一方面,唐律又基于“天下之本在于国,国家之本在于家”的精神,严惩“十恶”之罪,从严治吏。关于宽猛相济的作用,长孙无忌曾从反面阐述曰:“轻重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12一旦违背宽猛相济,必有不利的后果:这不仅会导致打击重点偏差,放纵“十恶”之罪,而且会导致刑罚严厉,处罚残忍;同时,也不利于改造罪犯,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如此一来,当然就只能按照宽猛相济来处理用刑的轻重以及量刑制度的建构了。特别说明的是,唐律以宽仁量刑为指导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从宽量刑取向,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