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同姓不婚与同宗不婚的历史与现实.docxVIP

传统与当代同姓不婚与同宗不婚的历史与现实 无论是传统时代还是现代社会，女性和儿童都受到制度的限制。整体看,婚姻建立在与血缘亲属之外成员结合的基础上。而从历史阶段着眼,血缘亲属又分为同姓、同宗和近亲。同姓、同宗关系成员以男系血亲为基础划分亲等;近亲则是一个双系概念,既包括父系亲属,也包括母系亲属。男女在缔结婚姻时,对同姓、同宗和近亲成员的排斥,客观上具有提高人口身体素质的作用。但近代之前对同姓、同宗成员的排斥更多地是从伦理角度考虑的。只有到了近亲结婚排斥之时,才算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优生”阶段。本文将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制度对同姓、同宗和近亲结婚的规定,同时对民间实践加以分析,以便对制度的约束力有所认识。 一、 姓氏与婚姻及其实践 (一) 同姓不婚具有局限性 同姓为婚之禁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由观念认识变成法律条文。 对同姓结婚的危害,先秦时期有两条重要的观念性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1;同姓不婚,惧不殖也2。第一条似乎是对一个事实的陈述,第二条则是对一种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可见,先秦时期一定范围存在同姓不婚现象。而这两条记载均说明同一个问题,同姓结婚者的后代不旺,原因是死亡率高。这或许来自经验,尚难以作出合理解释。在那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更多的文献显示,同姓不婚,主要的着眼点还在伦理上。 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婚姻实践体现出这一观念的约束力量。《国语》卷16《郑语》载:史伯曰: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1。《国语》卷10《晋语》:司空季子曰: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左传》昭公九年:内官(嫔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娶同姓,畏乱灾也2。这些记述多将同姓结婚视为会带来灾祸、疾病、厄运等恐怖事件的肇端,故不应造次为之,而应趋利避害。 还有的从社会关系建立、家族伦理角度解释同姓不婚。《礼记·郊特姓》:夫昏者,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附远厚别也。《孔子家语·曲礼 子贡问》: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啜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3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 ,耻与禽兽同也4。班固《白虎通》言: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5。这有提高生育水平之意,但与“优生”并非同一意。 同姓为婚之防如此重要,所以择偶要处处小心。《礼记·曲礼》: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娶妻因为有主婚和媒妁的规范行为,双方家庭比较了解,易避同姓;妾则有可能来自落难女子(灾荒、战乱逃亡或被拐卖等),特别是年龄较小者对原姓氏有可能不清楚。 我们认为,同姓不婚本质上是先秦时代族外婚制度的规范化作法。抑制同姓为婚、鼓励异姓结姻不仅使通婚范围扩大,而且可以起到增加与其他族群交往的机会和睦邻的作用。 后世人对先秦时期同姓不婚予以充分关注。杜佑在其所编《通典》称:“殷以上而婚隔同姓。”周代则不娶同宗族。而秦汉时人们又把这一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程度。《白虎通·姓名篇》指出:“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礼别异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不娶同姓者何?重人伦,防淫佚,耻与禽兽同也。”将同姓为婚视为禽兽之行,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既然同姓为婚有如此多的危害,与异姓为婚又有无限好处,那么应该成为当时贵族和民众的基本准则。而从先秦甚至秦汉时期的婚姻实践看,同姓不婚尚处于伦理认识层次,而非硬性约束。因为春秋战国诸侯中,娶同姓女者并非个别。赵翼指出: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时最多。汉以后此事渐少6。“渐少”表明仍然存在。彭卫所收集的344个婚姻个案显示,异姓结婚者有338例,占97%;同姓结婚者有6例,占3%,表明“同姓不婚”不失为一条婚姻禁忌7。 北魏以后的王朝对同姓结婚的限制开始严格起来。从历史记载上看,北魏孝文帝是较早把同姓为婚之禁载入律令中的皇帝。太和七年(483)文帝下诏:“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政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旧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自今悉禁绝之,有犯者以不道论。”8北周武帝于建德六年(577)所下诏令更严格:“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9这显然扩大了同姓婚姻之禁的范围,由父族延至母族。 唐代以后各朝政府将同姓为婚之禁载入典章。唐朝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