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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恢复和初步建设（1978-1989）、加强和扩大（90-1999）、繁荣和完善（2000-2008）。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法律史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学术热情和进步精神，努力工作，以较高的学术进步和丰富的理论成果进行。现谨就30年来中国法律史学一些主要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创新概述如下。 一、 “法律史研究一:理论上的重大变化 20世纪30年代以来,法律史学者在总结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特点时提出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观点,影响甚大。针对于此,1983年张晋藩在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思想。1他指出中国古代主要法典的编纂结构是诸法合体的,但法律体系却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诸法并用,民刑有分。 这一论说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使得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尽管与传统论点三字之别,却有理论上的重大提升。其突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法制史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构建,尤其对于法律史学研究课题的拓新与深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法制史,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课程体系都涵盖了部门法史,从而摆脱了原苏联语境和“泛政治化”的学术背景。这一范式成为一段时期中国法制史乃至法律史课程体系的基本模式。2此后,这一理论得到不断地阐发和完善。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张晋藩进一步从现代法理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在1999年出版的《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一书中,张晋藩尝试着将法典体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法律体系上的“诸法并存,民刑有分”,以及两者的长期维系,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上法制文明的一种状态加以认识。 多年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部门法律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民法史、行政法史、民事诉讼法史、刑事诉讼法史以及刑法史的研究方兴未艾。 二、 中国传统法的重新解读与发展 传统法的研究是法学研究的基础,传统法的更新与改造也是现实及未来法律发展的基础和平台。认真地对待传统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且也是对现代和未来的珍惜。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法治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对历史和传统的误解和偏见,既有碍于学术的发展,也有碍于我们对历史传统所应有的自信。因此,从以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法,不仅是学术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曾宪义、马小红近年来对于传统法的系列研究有重大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于传统法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理论界定。通过对“法”的概念的阐述,论证了“古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认为古代法是静止的,并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而传统法则是人们对以往过去了的法律及法传统的理解和解释,因而传统法是古代法与现代法之间的桥梁。1其二,对传统法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传统法的结构是礼与法的完美结合”的论断。2其三,揭示了传统法的基本特征。认为中国传统法自秦王朝后,与高度统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统”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律”的制定、执行和礼的价值观(法的精神)方面;在“一统”的前提下,传统法按效力范围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表现为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多种形式;鉴于中国传统法的产生背景及特征,反对在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使用“民间法”一词。其四,分析了传统法研究中的不足,探讨了对其进行重新解读的路径。3其五,对传统法与现代法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4 三、 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居于重要地位,然而法律史学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研究。加之“文革”中“评法批儒”,一味对儒家进行贬斥,使得儒家法律思想的研究长期遭到冷遇。从1979年起,西南政法学院的法律思想史学者,在国内外学界率先从法思想的角度对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进行系统研究。51984年8月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的首届孔子法律思想讨论会在济南召开,会议论文被编辑为《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讨论集》,孔子和儒家思想开始得到了普遍重视和正确评价。 杨景凡、俞荣根《孔子的法律思想》一书,曾被台湾学者认定为“近年来,大陆在孔子研究上有方法论创新”的四种研究成果之一(另三种是李泽厚、匡亚明、张岱年的有关研究成果)。其特点之一是从原著出发,用资料说话,力求避免片面性和断章取义;二是把孔、孟、荀等人物的法思想作为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来考察,避免将其肢解和割裂;三是从多个层次来发掘和阐析其法思想。 1992年俞荣根出版了54万余字的《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注重从中国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等宏观层面,以及文字、考古、典章制度等微观层面作多角度思考,探讨儒家法思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