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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众证定罪规则的适用对象与规则 在中国古代的证据体系中，“基于证据犯罪”是指特定范围内的事件。由于事件各方的身份特征，不适合酷刑。基于证人的证词，这需要三个以上的证据。如有违反,追究司法官的故失责任。《唐律疏议·断狱》以“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首次明确作出规定,《宋刑统》以“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以“老幼不拷讯”条沿袭作出规定。这一规则的适用包括三类情形:一是“据众证定罪”,二是“不得令其为证”,三是证人证言为伪。 一、 从“议”、“请”到“宽刑” “据众证定罪”规则具有独立性。司法实践中是独立适用的,与“据状断之”规则的区别,在于它不依赖其他规则而存在,只要是犯罪者的身份属于“议、请、减、老、小、疾”六类人就适用此规则。从适用对象上来看,体现了儒家礼的精神,亦即差异、恤刑;从规则本身来看,是依据“是否适合拷讯”来选择证据的适用,因为贵族官员是治国阶层,依法享有“议、请、减”的特别权利。按《唐律疏议》对“八议”的解释:”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其应八议之人,或分液天潢,或宿侍旒扆,或多才多艺,或立事立功,简在帝心,勋书王府。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其目的是要“重亲贤,敦旧故,尊宾贵,尚功能也。”量刑时享有的特别权利,按“议章”规定:除犯有十恶外,死罪“都堂集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按“请章”之规定:除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外,死罪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按“减章”之规定:犯流罪以下各得减一等。“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 享有“议”与“请”特别权利的犯罪者,除了犯流罪以下照例减一等处刑外,对于死罪,司法机关必须“条所坐及应议之状”、“条所坐及应请之状”。司法机关“议状”、“请状”的制作,与照例减一等的依据是对所犯罪事实的查证结果,证据的取得采取广泛人证,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者的口供,以体现对特殊身份人的人身、尊严的特别维护,也是以此礼待贵族官员,推崇贤能,维护国家权威。 “老、小、疾”属于特殊人群,同样需要特别对待。现代语汇称之为“弱势群体”,其“弱势”在于犯罪的能力、对他人的威胁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与壮年、成年人、正常人相比处于弱势,加之儒家的“礼”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治国之经,而“礼”的核心是“仁政”,反映在司法上便是“宽刑”,既体现对特殊群体贵族官吏的“宽”,也体现对特殊群体“老、小、疾”的宽或恤上。量刑时的宽恤,依唐律“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虽是从量刑的结果意义上体现恤刑的,其实,由此推定定罪过程也是宽恤的,亦即证据不采用口供,也就是说犯罪者可以坦白也可以保持缄默,司法官定罪量刑时必须取得人证,这是首要的、必须的,也是法定的,否则司法官要承担故失责任。 《宋刑统·名例律》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 我们注意到,以上六类人的犯罪,毫无疑问也是依据证据来定罪的,所不同的是此类案件以他人的证词代替犯罪的口供,成为定罪量刑的首要证据,在此意义上,”据众证定罪”成为首要规则。无论是证人证词还是犯罪者的口供都是人的证据,与物的证据相比,中国古代人认为,人的证据更有效力,更具真实性。 二、 根据证据证明规则 (一) 容隐制度在适用上也有所新 证人必须作证,这种强制性规定,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证人作证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义务,义务的履行是强制的,如果不履行相应的义务,法律上允许拷打证人。由于各种复杂的主观、客观因素,证人可能遭受威胁或利诱,证词可能有真有伪,拷打的结果,一是获得真实的证词,二是进一步加大伪证词的产生。正因为对证人法律上也可适用拷打,根据“据众证定罪”规则制定的缘由“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推定出,议、请、减、老、小疾者没有作证义务,换言之,特殊身份人、特殊群体、特殊法律关系的人有可以不作证的权利,这是一种特别权利。 将一部分人排除出证人的适格作证主体,首次出现在唐代的立法中。《唐律疏议·断狱》中“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宋及明、清的法律都作出了规定,所不同的是适用范围和违者的量刑有差异。明清时期的法律将相容隐的范围在唐宋律的“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基础上增加了“妻之父母”和“女婿”两项,违反此律的量刑由唐宋时的“减罪人罪三等”改为“笞五十”。 可见,下列人不得令其作证: 第一,属于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