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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牧野华夏《唐律疏议》的新说 “唐律疏义”的完成日期是日本著名学者仁井田和冈冈田中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篇长篇文章。在本文中，首次提出唐朝的“唐律疏义”不是永徽四年（653年），而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仁井田陞、牧野巽的观点颇具爆炸性, 一经发表, 立刻在学界引起巨大震动, 进而很快为日本学界所接受, 成为定论。仁井田陞、牧野巽的观点后来也介绍到中国, 但与在日本的情形不同, 并没有广为人们所接受, 而是遭到了强烈的质疑, 杨廷福、蒲坚等学者都曾撰文提出不同意见, 甚至最近还有人著文力证《唐律疏议》不是《开元律疏》, 而是《永徽律疏》。中日学者的学术交流是频繁的和大量的, 但像这样就一部法典的制定年代进行争鸣还比较少见, 因此, 对此稍作考察, 也许对了解中日学界的治学方法和弄清《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都不无意义。 一 《唐律疏议》是开元五年的内证 《唐律疏议》是中国目前保存最早也最完整的古代法典, 关于它的制作年代, 长期以来, 都认为是制定于唐高宗永徽四年 (653年) 。对此, 仁井田陞在《〈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序说中曾有简略介绍:“《故唐律疏议》历来被认为是唐高宗永徽四年, 由长孙无忌等奉敕编撰的。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 不要说各种书目, 就是专门的律学家也对此深信不疑。对《唐律疏议》附录的释文、纂例加以犀利批评的清末大律学家沈家本氏在他亲自刊行的《唐律疏议序》中, 也相信这是永徽《律疏》。Le mariage chinois an point de vue légal的作者Pierre Hoang同样是可以列为明言《唐律疏议》就是永徽《律疏》的人之一。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从首次对《故唐律疏议》加以点读 (江户红叶山秘府所藏) 的荻生北溪开始, 直到现代诸家, 都认为《故唐律疏议》是按照永徽时代的面貌流传下来的。”1仁井田陞、牧野巽的《〈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1931年分上下两篇发表于日本东方学院东京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一、二册。 《〈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文相当长, 洋洋洒洒达近二十万言, 在这篇长文中, 作者分八节对现存《唐律疏议》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而非永徽四年 (653年) 进行了论证。 第一节, 列举了《唐律疏议》不是《永徽律疏》的十大内证, 包括《唐律疏议》中, (1) 有开元年号, (2) 玺称作宝, (3) 诏称作制, (4) 避唐中宗李显讳, 显改作“明”、“露”、“言”, (5) 有东都的称谓, (6) 有北都的称谓, (7) 有大理少卿的官名, (8) 有金吾的官名, (9) 有千牛府的称谓, (10) 有关于州别驾的规定。仁井田陞认为, 以上这些都不是永徽四年 (653年) 及其以前所当有的, 因此“仅仅这十点, 已经说明《故唐律疏议》在武后中宗以前制定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节, 标题为“制作年代上限的确定”, 实际不仅是确定上限, 也是为证明《唐律疏议》不是《永徽律疏》提供进一步的内证。在这一部分, 共列举了十三项证据, 除第一节提到的开元年号和玺称作宝外, 还有 (1) 丞相称谓, (2) 京兆府称谓, (3) 河南府称谓, (4) 京兆尹称谓, (5) 京兆少尹称谓, (6) 避唐玄宗李隆基之讳, (7) 兴庆宫称谓, (8) 中书省称谓, (9) 中书舍人称谓, (10) 门下省称谓, (11) 侍中称谓。根据以上官职称谓出现的时间, 仁井田陞推断, “《故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在开元六年十一月以后, 即使估计得保守一些, 也不能追溯到开元五年九月以前”。 第三节, 是在前两节的基础上, 进一步确定《唐律疏议》的下限。在这一部分, 共列举了社稷、日月、风师、雨师、传国神宝、州、蒲州、嶲州、东都、丞相、金部、刑部、侍中、黄门侍郎、刺史、州别驾、折冲府等相关制度的变化, 另外还对第二节的某些方面做了申论, 最终确定《唐律疏议》应是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 第四节, 是对《宋刑统》的研究, 通过对《宋刑统》成书过程的钩沉索隐, 牧野巽发现“《宋刑统》是以开元二十五年律疏为主体, 并附载以开元二十五年令格式及其后的制敕的产物”。而现存《唐律疏议》与《宋刑统》几乎完全相同, 因此推定《唐律疏议》应为开元二十五年律疏。 第五、六、七节, 是对《唐律疏议》中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前残存的研究。根据仁井田陞、牧野巽的研究, 尽管《唐律疏议》是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 但其中也残存着一些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 前的东西, 包括期亲一词、甥的丧服规定、庶母的无服规定、顺天门名称、洛州地名、千牛府称谓、帝社制度、旧律一词、请官器仗的规定, 它们构成了对仁井田陞、牧野巽的新说的反证。通过对宋元时期唐律的适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