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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在历史（历史）中处于隐蔽状态，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只能从故事中找到女性的形象。1953年的秋天,毕业于风气开放的伯克利大学的凯瑟琳·沃特森(朱莉亚·罗伯茨饰)前往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校教授艺术史,然而,她很快发现:与“没有男子的常青藤”——卫斯理女子学院同样古老的还有人的思想。于是,在电影着意营造的怀旧气氛中,一个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话题,开始在草地如茵、波光荡漾的卫斯里校园一点一滴地弥散开来。 上个世纪50年代,是美国社会剧变的时期,也是社会上对女性的角色重新审视定义的年代,二战的阴影和伤痕若隐若现,但是女性对自身权力和道路的追寻呼之欲出。故事发生在1953年秋季到1954年春季,二战结束刚刚8年,主人公凯瑟琳在这段时间来到卫斯理学院任教又最终离开。二战中,男性走上战场,女性则走向了社会,女性意识在这个时候开始萌动。她们发现自己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智慧与才能,并且在工作中得到了内心的满足与价值的认同。二战结束后,在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的作用下,许多“已解放了”的美国妇女纷纷放弃学业和事业,再一次把“幸福的家庭主妇”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重新回到家庭。由此开始,潜在的觉醒的女性主义思想与传统势力矛盾重重,剑拔弩张。一方面,少数觉醒的先行者被孤立、敌视,她们既看到一丝亮光,又没有找到清晰的道路指向,处于斗争又彷徨的状态;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的强大与传统观念的内化使大多数女性沦为丈夫、家庭的附属,以男人的愉悦和荣耀为自己的追求。她们要么做了保守势力的招牌和帮凶,要么自我放逐。《蒙》剧中的女教师凯瑟琳与她的女学生的人生经历恰好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典型体现。 伴着轻柔舒缓的音乐和温暖的秋日阳光,开学礼上卫斯里女生们的誓词“To awaken my spirit through hard work,and dedicate my life to knowledge”(通过刻苦学习,唤醒我的灵魂,把我一生奉献给知识)尚在耳边回荡,凯瑟琳却发现,在那个时代那个校园里,女子手指上的一枚订婚戒指的价值远远胜过她受过的良好教育,她们中的一半已经结婚而另一半也正等待着某个男人的求婚。影片通过戒指、婚姻课程(其中一课的主题是:如何帮助丈夫走出事业危机)、婴儿车(卫斯里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项传统的运动比赛中获胜者的“奖杯”,预示着获胜者将会是第一个结婚的女孩)以及梵高(一个拒绝跟大众文化妥协的人如何被工业文明的复制、模仿所吞噬)等一系列具有象征、隐喻意味的“符号”碎片拼贴出了一幅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图景。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凯瑟琳,大胆地向陈腐的教学制度发起挑战,她的自主意识和价值判断导致了她与学院、与学生之间的矛盾,这是全剧发展的一条主线。凯瑟琳鼓励她的学生要主动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校方的压力之下始终坚持自己的执着信念。在经历了学校女护士被解雇、与意大利语教师交往遭非议、教学方式受到质疑以及与顽固派女生代表贝蒂(克莉斯滕·邓斯特饰)的多次交锋等一系列事件后,她的执着和思想影响了当时在校的一大批女学生。而在这样一种冲突互动的过程中,凯瑟琳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对于艺术、人生和爱情的新见解。 关键词一:媒介“魔音”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整个社会大环境开始致力于劝说在二战中走出家门的妇女们重新回归家庭,铺天盖地的广告、新闻报道、访谈节目等充斥着有限的公共空间,无孔不入地侵蚀着女性的私人意识和自由意志。影片中有许多片断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在艺术课上,凯瑟琳放映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广告和报道:出现在画面上的女性(她们有的甚至就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有的在熨衣服、有的在准备晚餐……而在影片最后的画面中,一位做着原本是男人工作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男人从战场上回来了,他们可是重新来做这本来就属于他的工作;而更多的照片则展示女性独特的娇媚体态,展示着女性相夫教子回归“传统”工作。 罗兰·巴尔特晚年提出了“语言法西斯”概念,看到了“权力”对语言的根本性支配力,他说“权势总是存在的,它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全部语言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①1。大众传媒中所隐含着父权政治的权力话语使女性在一次次的阅读中消解着自己的女性意识。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复催眠、灌输下,女性被男性话语霸权所迷惑、所覆盖,使之逐渐内化成了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着男性的话语方式,在影片中顽固派女生代表贝蒂是卫斯理校报编辑,她几次在报上的社论也进一步体现了媒介的力量:她指责学校女护士向女孩们发放避孕套是在宣扬性解放,直接导致了女护士被学校解雇;她在察觉到凯瑟琳对同学们的巨大影响力时,称:“这是我们的责任、义务——回到家庭、养育孩子,保持我们的传统……而凯瑟琳则已经对神圣的婚姻发起了挑战,挑战女人与生俱来的角色(the role they 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