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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京佛家寺中的地位 隋朝兴城是唐代长安城的前身。这是隋朝初期修建的新首都。隋代国祚短促, “大兴”与“长安”名异而实同, 所以一般多将“大兴”以“长安”冠之, 但从佛教历史发展之角度来说, 虽一城而两名, 但唐代“长安”不能代替隋代“大兴”, 因为各有其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与递进发展之关系。 迄今为止, 对隋代大兴城佛教寺院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 涉及者主要关注唐长安时期, 即考察唐长安佛寺, 鸟瞰式将《长安志》、《城坊考》, 或者《雍录》、《类编长安志》等志书所载平面化地录出。对于了解佛教寺院来说, 这些书籍有时代和内容的局限性, 特别是涉及隋代的内容有限, 佛教内容更显单薄。 大兴城佛教寺院可以分为三类, 即佛寺、佛堂和内道场, 本文所研究的是佛寺以及少量的佛堂, 不涉及内道场, 研究的范围为皇城之外的城区各坊。同时, 与这些佛寺有关之重要佛教人事亦一并录出, 作简要介绍, 以见当年大兴城佛学研习与佛教流传之概况。 一、 佛教寺院在京内的建造 大兴城的建设则主要在文帝时代进行, 而佛寺的建造也主要在隋文帝开皇年间, 即公元581年到600年。大兴城, 开皇二年 (582) 六月诏令建造, 十一月命名为“大兴”, 次年三月新京启用。(1)文帝即位之初就有营建新都的设想, 在诏令建造之前, 也已完成了设计规划。在规划中, 佛寺是很重要的部分。如在开皇初营建新都的蓝图上, “国寺”大兴善寺与皇宫和百司衙署一起成为首批重点工程。(2)大兴善寺不但位居“贵位”之地, 而且尽占一坊面积。随着新京城建设的全面开展, 便有悬寺额百枚于朝堂之下, 有愿意修造者听任取之, 掀起了京城大造佛寺的热潮。 《长安志》提供了大兴城佛寺总数的线索: 文帝初移都, 便出寺额一百二十枚于朝堂下, 制云:有能修造, 便任取之。(3)大修佛寺是在朝廷和百司衙署迁入之后进行的, 时间应在开皇三年 (583) 开始, 与敕令修复北周武帝禁佛时所毁寺宇为同一时间。据史料记载: 开皇三年诏曰:朕钦崇释教, 念存神宇, 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京兆太守苏威奉敕, 于京城之内选形胜之地安置伽蓝。于是合京城之内, 无问宽狭, 有僧行处皆许立寺, 并得公名。(4) 朝廷多次号召修造佛寺, 甚至下令:“凡是营建功德, 普天之内, 混同施造, 随其意愿, 勿生分别”(5)。帝王家族和官僚家族带头, 时间不长, 新京便佛寺林立:“伽蓝郁峙, 兼绮错于城隍;幡盖腾飞, 更庄严于国土。法堂佛殿, 即等天宫, 震旦神州, 还同净土”, “于是鼓腹黄齿, 争买旃陀之园, 击壤青衿, 竟聚育王之土。”(6) 建造佛寺者的身份涵盖了各个阶层。有皇室官僚和包括僧人在内的庶民百姓, 但以皇室官僚的建造为主。 大兴城比较著名的寺院大多由皇室家族所建, 这些寺院不但数量多, 而且有特殊的地位。隋文帝率先垂范, 在靖善坊建大兴善寺, 为献皇后于和平、永阳两坊造东禅定寺, 为昙延法师于广恩坊造延兴寺, 为慧远法师于敦化坊立净影寺, 为法经法师于怀远坊立光明寺, 等等。独孤皇后于常乐坊立宏善寺 (后改名赵景公寺) , 为外祖崔彦珍于青龙坊立普耀寺, 为母亲纪国夫人于延福坊立纪国寺, 为比丘尼华晖、令容于丰乐坊立法界寺, 等等。隋炀帝自己也修了一些佛寺, 如在文帝去世后, 于和平、永阳两坊的东禅定寺旁另立西禅定寺, 任晋王时曾为安置平陈后北上的南僧在青龙坊立日严寺。其他还有, 元德太子为比丘尼于休祥坊立慈和寺。兰陵公主舍安业坊宅为资善寺。亲王杨雄于敦义坊立灵觉寺。还有前北周细腰公主于安定坊立功德寺, 平原公主于醴泉坊立妙胜寺, 等等。 官僚家族是大兴城佛寺建造的另外一支力量。主要有:太保长孙览为父亲于永乐坊立资敬寺, 太师李穆之妻舍宅于安业坊立修善寺。陈宣华、蔡容华于金城坊立开善寺, 荆州总管杨纪为惠能禅师于太平坊立定水寺, 江陵总管贺拔业为法海法师于布政坊建法海寺。高颎舍熙光坊 (后改名义宁坊) 宅为信行禅师立真寂寺, 其妻立积善寺。大将军窦抗于延康坊立静法寺, 大司马窦毅舍宅于常乐坊立大慈寺, 雍州牧豆卢勣于怀德坊立罗汉寺, 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以居德坊立普集寺, 礼部尚书李圆通于延寿坊立慈门寺, 等等。 相比较而言, 庶民百姓和僧人在大兴城修造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少于皇室官僚, 而且位置也较偏僻。庶民百姓造的佛寺有, 比丘尼法觉于丰乐坊造宏业寺, 法藏法师于隆政坊立济法寺, 善告于普宁寺立灵化寺, 商人王道宾于崇贤坊立法明寺, 商人张通舍宅于怀德坊立慧日寺, 坊人田通舍宅于颁政坊立建法寺, 等等。 此外, 还有开皇三年 (583) 敕令大兴、长安二县各置一官寺, 分别以宝昌、禅林为名, “东西相对, 时人谓之县寺”(1)。开皇十七年 (594) , 废醴泉坊之醴泉监, 立为醴泉寺。(2) 大兴城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