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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淳风研究综述 一、 善学,文思博,大兴政,名景之学 李淳峰（602-670），隋唐岐州凤翔（今陕西凤翔县）人。李淳峰、新唐书略、方技传被记载为他的祖先。父李播,隋高唐尉,弃官为道,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淳风博学广识,精通天文、历算、阴阳占卜之学。贞观初年,以驳傅仁均历议,授将仕郎,直太史局;贞观十五年(641年)除太常博士;不久,迁太史丞。预撰《晋书》《五代史》中《天文》《律历》《五行志》等卷,又撰《文思博要》;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迁太史令。龙朔二年(662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上,时人均称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所著《金锁流珠引》《太上赤文洞神三注》等收入《道藏》。 二、 唐初佛教的兴盛 时势造英雄。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斗争激烈,统治者或灭佛兴道,或舍道崇佛,或佛道同时受到抑制,宗教政策波动不定。隋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的侧重点在于扶持和振兴佛教,由崇佛逐渐发展到佞佛,佞佛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其文化政策也发生了严重的倾斜。直到唐王朝建立以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经历了隋末的大变革、大动荡后建立的李唐王朝,在其统治初期(高祖至玄宗)是非常重视吸取隋亡的教训的。统治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单靠武力是不能维持其长久的统治的,而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民众进行控制。因此,唐初统治阶级确定了“三教”并用的政策,充分发挥道儒释三家思想的作用来为封建统治服务。 首先,唐高祖因势利导,解释当时关于李氏当王的谶语歌谣和太上老君显灵的传闻,宣扬唐王朝与老子的亲属关系,给李唐政权披上“神授”的外衣,巩固其统治地位。唐初,高祖李渊曾三次召集道、儒、释三家进行道佛先后的辩论,并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颁布《先老后释诏》,从而确立了道、儒在释之上的政策。此后,太宗李世民进一步推行崇道抑佛政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规定:“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直至高宗李治,虽然由于武则天日益得势而佛教势力逐步抬头,但仍能坚持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总之,在道儒释三家中,唐初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它被李唐皇室奉为皇族宗教,得到特别的优宠。 其次,保存一定的佛教势力,以示存异,对于佛教采取先压制后安抚的手段。高祖和太宗先后颁诏《先老后释诏》和《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对佛教徒进行压制。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当法琳等人反抗《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时,太宗果断地采取了高压政策,压制佛教徒的反抗。但是同时,根据《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一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幸弘福寺为穆太后追福,自制疏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又施绢二百匹,对寺主道懿说:“顷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勿恨也!”道懿回答:“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国恩,安闲学道,诏旨初下,咸皆欢悦,讵敢有恨。”太宗又说:“尊祖重亲,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亲疏之序,非不留心于佛也。自有国以来,未尝创立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僧舍。虽往日操戈临阵,亦未始纵威滥杀。今所在战场皆立佛寺,至于太原旧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谕也。”道懿等感激涕零。最后太宗表示:“此是朕意,不述则人不知,寺宇未备,今所施可别造经寮,令僧众宽展行道。”此外,太宗晚年还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将此视为其“文治”之一。可见,唐初统治者吸取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过激政策的教训,采取的是软硬兼施、既控制又利用的政策。 最后,唐初改变了隋代儒学衰弊、道统不继的状况,大量吸收儒生进入统治阶层。唐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仁义,莫若儒”。隋末唐初著名的儒生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等,都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而且,有鉴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混战的政治局面下文化上出现的儒学“南学”、“北学”的纷争,唐王朝一统宇内后,从巩固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王朝的目的出发,统治集团在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上还是实行了以儒学为正宗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李世民加强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他统治期间曾精选天下硕学名儒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儒家经义,商讨政事。他曾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国策。 在唐初的三教斗争中,统治者大多采取调和的态度。自唐高祖提出“三教虽异,善归一揆”的观点,以后的君主大多循此思维。唐高宗曾说:“释、道二教,同归一善。”这种态度一方面使儒、释、道三家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一种开放的思想氛围,避免一家独尊;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