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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的现实主义特征 中国的军事文学，即使是《歌书》中记载的战争诗人，也至少需要3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用韵文的形式反映战争,很难写出战争的全部复杂性,也很难写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多种因素和不同战争中的不同人物性格。只是从《左传》开始,我国才有了以散文形式全面描写战争的军事文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是我国散文中的军事文学鼻祖。 《春秋》是鲁国史官写的编年史,按照鲁国十二个君主的次序,简略记录了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史事。《春秋》期间,发生过多次战争,《春秋》也记载了这些战事,但十分简单,只有一两句话。如庄公十年,发生齐鲁之战,在《春秋》中只有“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十三个字。《左传》则不同。它是对《春秋》的解释,对史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对齐鲁之战就专门写了曹刿论战争和曹刿指挥战争整整一大段。相传《左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并谓左丘明大致和孔丘同时。“但后来有的学者却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看,本书似应完成于战国初期,并可能不是出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之手”(《春秋左传集解·出版说明》)。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左传》的实际情况。单就对战争的描写而言,同一战争,如果左丘明和孔丘大致同时,对历史的记载其简略和详尽不应相差如此之远。战国初期的作者,由于对战争史实掌握了更多的史料,有了更多的观察和体验,在以散文形式描写战争的方法上。也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这才有可能出现《左传》中的那些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它们有这样一些特色,是在此以前的我国以韵文形式写成的军事文学作品所没有的。 一、 郑庄公的战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左传》作者大概还不具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明确的概念。但由于《左传》是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真实地反映春秋期间的战争,因此却在实际描写中写出了这一点。这是《左传》对我国军事文学的杰出贡献之一。 《左传》里描写的第一场战争即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的一次内战。《春秋》中只有这么一句话: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却写出了这一内战是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及其母亲武姜长期进行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表现。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共叔段,她的丈夫郑武公在世时,就要求武公立共叔段为太子,郑武公不答应,但在庄公与武姜、共叔段母子之间已经有了嫌隙。郑庄公一即位,武姜就为共叔段请求封地,企图领有制这块地方。“制,岩邑也”,地形险要,一旦共叔段作乱,难以制服,郑庄公不同意。武姜又为共叔段请求封地于京。京是块大地方,面积大于国都的三分之一,不合乎先王封地的法度,但郑庄公却答应了。共叔段也因此被称为京城大叔。祭仲劝阻庄公,不该把京这块大地方封给共叔段,今后可能不利于庄公,希望庄公“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但郑庄公却是有意让他的兄弟嚣张跋扈,回答祭仲:“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兄弟、母子之间政治斗争的第一阶段。以后大叔命郑国的西部边邑、北部边邑听命于他,公子吕又对庄公进谏,如果共叔久不除,则举国之民将生他心。但这时郑庄公认为时机还未到,暂时还不必用兵,说:用不着除去共叔,他以后会自己倒楣的。这是兄弟之间斗争的第二个阶段。而后,共叔干脆吞併了西部边邑和北部边邑,把他的领地扩充到了廪延。这时公子吕又对郑庄公说,现在可以用兵了,否则共叔领地越来越大,统治的民众越来越多,不好办了。但郑庄公胸有成竹,还不肯用兵,说共叔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领地再大也要垮台。这是政治斗争的第三阶段,矛盾日益激化。只是到最后,大叔修缮城郭,招集人众,真的发动了叛乱,而武姜又准备里应外合,企图开启城门响应,郑庄公才后发制人,“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一举平定了共叔的叛乱,并把他母亲软禁在颍,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写这一内战,完全是由于庄公兄弟之间和庄公子母之间的政治斗争一步步尖锐起来才终于爆发起来的。而郑庄公这个大权术家却轻易不进行战争,只是到了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才以战争来解决问题。《左传》这样写战争,触及到战争的本质,比之《春秋》的“郑伯克段于鄢”暗寓郑伯失教而段亦凶逆的微言大义要高明得多。从这一角度,《左传》写了春秋期间的数百次战争,根本原因是在于诸侯争霸,即在政治上互争霸主的地位。于是在大小诸侯之间、在诸侯之间、南北方之间,华夏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左传》如此描写战争,终于给了人们“春秋无义战”的总认识。这一成功的创作经验表明,军事文学的作者必须首先对战争的本质要有正确的认识,站得高,看得远,这才能够在战争题材中写出一般人所不曾表现过的东西。 由于《左传》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表现战争,所以,它很注意揭示决定战争胜负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政治因素。鲁隐公二十一年,郑、息之间发生战争,“息师大败而还”。《左传》的作者认为,息侯“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王不韪而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