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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决策理论研究综述 婴儿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与个人心理状态、家庭结构和成员关系有关，还与社会发展形势和制度设计有关。这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习俗乃至心理的过程, 所以, 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学科角度对生育决策进行了深入探究, 欲揭示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和动态过程, 以有利于合理政策的制定, 引导人们进行良性的生育决策, 促使人口生产与资源环境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协调一致和最终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学者根据本国国情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三个学科角度对生育决策进行较为详尽的研究, 不但揭示了不同国度下生育决策的共性, 更展现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生育决策现象。 一、 效率与效用的理论解释 经济学对于生育决策的研究, 包括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论、生育负外部效用理论、风险最小化理论和消费选择理论, 其实质都是运用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用对生育决策进行解释, 其区别在于侧重点和出发点不同。 1. 生育收益大小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吸纳西方成本及效用构成的基础上, 根据中国国情, 提出中国孩子的成本及效用构成观, 并运用生育成本与生育效益的比较对家庭生育决策进行分析, 认为人们的生育决策行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生育成本-效用理论认为, 当人们生育的收益大于生育成本时, 人们就会产生生育的意愿, 差额越大, 生育的意愿越强烈;当生育成本大于生育收益时, 人们不生育或少生育的意愿就会产生, 差额越大, 意愿也越强烈。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特有的体制、城乡差别, 对体制内与体制外成员、城乡、农民群体生育的成本及效益进行分析, 也有学者以动态的观点分析孩子的成本和效益的升降变化趋势及其对人们生育决策的影响, 更有学者建构了孩子需求理论, 提出了“三三式”生育需求理论框架, 即孩子需求存在三种水平 (社会、家庭、个人孩子需求) 、三维内容 (数量、质量、时间) 和三个阶段 (理想型、务实型、优化型) , 并指出孩子成本效用、家庭收入、母亲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生育经历都对孩子需求决策产生影响。 2. 生育负外部性,是由政府干预企业 生育负外部性理论认为, 中国目前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原因在于生育行为存在私人生育成本与社会生育成本不一致的事实, 即生育的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生育的社会边际成本。由于生育负外部性的合理存在, 才使得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得以在这一遗留的空隙中显得非理性, 使得家庭生育决策与理性的人口目标相违背。为了解决生育负外部性问题, 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 降低较高的生育社会成本, 使生育的外部性内在化。 生育外部效用理论的提出有一个过程, 首先是社会负价值或狭义社会成本的提出。其次是生育外部成本的提出。正由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 生育的负外部性就会产生, 进而影响生育决策。对于生育负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和对策, 不少学者给予了论述, 阐明了外在的制度变迁、公共资源设置等等是导致生育负外部性存在的原因, 并提出了生育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即是从产权关系、制度设置的效率和政府行为, 旨在通过外部条件的改变来解决生育过剩及多育的现象, 从而建立一种理性的生育决策行为。 3. 风险同化原则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彭希哲和戴星翼提出的。他们认为, 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始终面临着各种形式的风险, 趋利避害、寻求风险最小化是个人或家庭作出行为决策时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对于中国的农村而言, 通过效益最大化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比较, 风险最小化原则对我国农村生育决策更为适用。生育决策的风险最小化原则是指当一对夫妇决定多生一个孩子时, 推动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内在动机, 是缩小其生活环境的风险。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提出, 并不完全否认效益最大化原则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渗透的, 即风险最小化可以用效益最大化的函数式来表示, 但是两种不同分析框架对于政策的影响却是大不相同的。风险最小化原则承认农民追求多育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中有其合理性, 其政策导向应是通过降低风险度以降低夫妇的生育意愿, 并对服从国家利益而少生的夫妇给予必要的补偿;效益最大化原则是通过降低孩子的效用或提高生养孩子的成本以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彭希哲和戴星翼指出, 风险最小化原则并非否认效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意义和分析, 只是前者更适合于我国农村, 特别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因此, 风险最小化原则主要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 社区文化逐步现代化时, 成本-效益比较这一方法将更多地主导人们的生育决策过程。 4. “教育对孩子的需求是公共服务” 周双超认为, 微观人口经济学运用成本-效益理论对孩子的生育需求进行分析, 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