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教育与政治.docxVIP

元代教育与政治 在中国教育史上，元代教育具有其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元朝的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教育在政治服务和政治影响中的客观规律。现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实行蒙古化、同时又加深少数民族 蒙古族从统一到统治整个中国的过程中,面临着四大严重的实际问题:一是它的人数与全国其他各族人口的总和特别是汉族人口相比,处于极端悬殊的劣势;二是它的文化水准比之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也处于相当的劣势;三是它原来的那一套以向外征伐为主要任务的军事管理体制,对于现在以政治统治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又显得几乎是无能为力;四是它的以畜牧为主的经济与以汉族为首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格格不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它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条是象后来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①。 但是,这种选择在中国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蒙古人的祖先本来就是中国汉唐统一王朝时期的臣民,他们的血管里或多或少地流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血液,“血浓于水”,他们对于中国本土的感情自然有别于与他们素无瓜葛的俄罗斯地区。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早就对蒙古地区的各族人民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在与唐、辽、金中央政府的直接交往中,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入了。所以,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以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为主要统治形式的中央王朝的统治手法、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汉族的生产方式,都对蒙古族的社会发展和思想意识有着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时,封“四杰”之一的木华黎为“国王”(《蒙古秘史》卷八),这“国王”一词就是一个汉语词,当系由契丹语或女真语传到蒙古去的。契丹人出身的耶律楚材被人称为儒者,却被成吉思汗“日见亲用”(《元史·耶律楚材传》)。正因为这样,当窝阔台即“合汗”位时,就依耶律楚材的安排,象汉族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那样,在仪制中使所有群臣、包括窝阔台的兄长察合台及其他皇族,都向窝阔台跪拜,从而,“国朝尊属有礼拜自此始”(同上)。窝阔台在位期间,任用儒者,让孔子五十一代孙袭衍圣公,大修孔子庙,设编修所,开科取士,继继把汉族的农耕经济放在首位,不听近臣别迭等要空汉人之地以作牧场的错误主张等。另外,又免灾年租赋,释放俘虏为民,并“首诏国子,通习华言”(马祖常《大兴府学碑》)。所有这些大都是汉族封建王朝施政的章法,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密切蒙汉人民的关系的。《元史·太宗本纪》评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这些话当然有溢美之处,但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的。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在统一了的中国,蒙古族的地位由原来的征战者变为统治者,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也由过去的全盘模仿汉文化,变为以推行蒙古化、同时又继续加深汉化的双重政策。这表现在:在法律上,将全国居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并对这些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作了极不平等的规定,公然推行民族压迫和分化政策;而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则实行以推行蒙古字为主要内容的蒙古化政策。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为了这个目的,元政府特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在地方设“蒙古字学”两级学校。这种学校大概是仿照金朝的“女直府学”和“女直国子学”创办的,但二者又有不同。据《续文献通考·学校四》所述,女直学的情况是:“以女直大小字译尚书颁行之,择明安穆昆(应即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诸生,诸路至三千人。”这种学校似专为女真人学习本族语言文字而设,并不接受其他族特别是汉族人入学。但蒙古学却不一样,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蒙古学,后来都兼收汉人和色目人的子弟入学,这些人至少占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据《元史·选举志》载:“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怯薜歹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然未有员数。”到了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冬十月,“所设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后来由于要求上学的人数太多,就“于现有生员一百名外,量增五十人,置蒙古二十人,汉人三十人”(《新元史·选举志》)。除此之外,还有庶民子弟一百十四员”听陪堂学业”(同上)。 地方上的蒙古学立得比这还早一些。“至元六年(1269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十二月,中书省定学制颁行之,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馀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到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十月,人数又有扩大,“又定生员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