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docxVIP

? ? 1998-2013年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 ? 　　K902；F424 ：A 1000-0690(2018)12-2014-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过程，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两大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制造业在东部沿海等中心地区高度集聚，在中西部等边缘地区相对薄弱，在空间上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结构[1]；其次，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竞争范式转变，以及要素成本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危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剧增[2-6]。上述问题已引起中央层面的高度担忧，提出要通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实现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均衡。既有研究已分别就制造业的规模分布和结构升级展开了部分探讨，仍需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交互协调关系有何演进态势？呈现出何种空间结构特征？科学回答该问题，将有利于揭示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为促进区域制造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由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理论上的新突破，并且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造业规模在国家以及区域间的分布问题重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学者们试图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上述理论的适用性，并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7]。同时，西方学者对于制造业结构演进也展开了丰富的探索，并且主要强调的是产业间技术结构或者产业竞争环境的演进，认为技术以及创新水平是影响国家或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驱动因素[8，9]。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学术界就中国制造业规模分布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关注。自新经济地理理论兴起以来，主流的地理学和经济学越来越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空间不均衡现象。当前关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既包括制造业分布格局的评估，也包括制造业分布不均的原因和机理分析[10-13]。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尤其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中国“世界工厂”如何转型、产业结构如何升级成为另一大关注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理论上指出，中国制造业已经到达必须通过产业升级以获取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亟需以知识密集型及高附加值产业替换劳动力密集型及低附加值产业[14，15]。相关经验研究集中在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揭示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有学者对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进行了测算，发现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份额的增加，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有所提升，存在较为显著的产业升级效应[16]。近来还有部分学者对江苏省[17]、徐州都市圈[18]等展开了区域层面的探索。另外，建立在特殊历史条件上的中国制造业，其产业结构高级度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受到制度、市场、区域和全球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19，20]，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多元性和混合性特征。以上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结构高级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启示，但已有研究尚未从地级单元层面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也鲜有综合考虑制造业规模与产业结构高级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因此，本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通过引入科学合理的测度指标及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地级单元制造业产业规模及结构高级度的时空格局，并重点定量评价二者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和时空格局。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依照产业技术水平将制造业结构分为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4类，随后有学者把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合并，将制造业分为3类：低技术、中技术及高技术产业①，本文沿用这一产业分类方式[2，16]。在此基础上，采用改进的结构相似系数法(又称夹角余弦法)对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UPG)指数进行测算[21]，计算原理及步骤如下：首先，将上述各类产业产值占所有产值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其次，分别计算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 　　 　　式中，UPG为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度指数，指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度水平越高。 　　2)协调度评价模型 　　首先，引入耦合度评价模型来计算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另外，尽管耦合度可体现两组指标间的耦合发展情况，但难以判别一些特定差异，如制造业产值和结构高级度均处于较高水准或均处于较低水准都会带来较高的耦合度，从而导致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根据通用做法，再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以反映制造业规模与结构高级度间的真实协调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世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