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敦煌吐鲁番汉文法律文献研究述要.docxVIP

? ? 二十年来敦煌吐鲁番汉文法律文献研究述要 ? ? 　　关于敦煌、吐鲁番所出的汉文“法律”或“法制”文献，百余年来，学界已积累了相当宏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文献整理和拓展研究两大类。前者是指对文本概况的描述、文字的录补校订、名称与年代的推定、残片的缀合等；后者是指立足于文献所展开的各种主题研究，如唐代各种法律形式的关系、《唐律疏议》制定年代、唐代法制在边陲的实践状况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前者，即文献整理的基础性研究。 　　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集成性文献整理成果已有六种，逐一开列如下： 　　Tatsuro YAMAMOTO、On IKEDA、Makoto OKANO co-edit,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A）Introduction Texts、（B）Plates,The Toyo Bunko,1980、1978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唐耕耦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三册“敦煌法制文书”，科学出版社1994年 　　吴震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四册“吐鲁番出土法律文献”，科学出版社1994年 　　YAMAMOTO Tatsuro,IKEDA On,DOHI Yoshikazu,KEGASAWA Yasunori，OKANO Makoto,ISHIDA Yusaku,SEO Tatsuhiko co-edit: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 Supplements（A）Introduczion Texts,The Toyo Bunko,2001 　　至于这六种成果所收文献的数量与范围，可参考表1： 　　 　　由表1可知，在不同学术脉络下，“法律”与“法制”的内涵、外延并不一致，学者对“文献”与“文书”的理解也未尽相同，所以集成性成果就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如日本出版的两种成果，以“legal texts”为名，所收的文献限于法典与判集，并不包括公、私文书；而中国出版的三种成果（《真迹释录》除外），在法典与判集之外，或多或少都收录了公、私文书（《真迹释录》除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学界对“文书”有特别的界定。所谓“文书”，是指由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表达意思的书面文字载体，若其所生效力与作用皆已消灭，成为过去，那么便可称之为“古文书”。①如仁井田陞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被目为“中国古文书学体系化之最初尝试”。②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通论，涉及法律文书的源流、材料、画押、手印、印章等问题；第二编为私法关系文书，共分买卖文书、交换文书、施入文书、消费借贷文书、使用借贷文书、赁贷文书、雇佣文书、承揽文书、票据、赔偿文书、离婚状（休书、离书）、养子文书、家产分割文书、遗言状、户籍等十五类；第三编为公文书，分告身、铁券、国际盟约文书、教（附：牒）、符、过所及公验等六类。③在仁井田氏的意识中，“法律文书”并不包括法典与判集。所以池田温曾总结道：“本来敦煌文献也被称作‘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遗书’等，这些用语大致都具有同样意思……‘文书’一词在历史的史料学和古文书学中，是有别于书籍的带有限定的专门用于记录的意思（是有特定发信人和收信人）的文件，因此对包含有典籍、文书、记录在内的敦煌资料，比起称作‘文书’来，使用‘文献’的通称更好一些。”④ 　　但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这种文献与文书的划分意识并不明确⑤，因此表1所见刘俊文、唐耕耦都使用了“法制文书”或“法律文书”的概念。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法制文书”与“法律文书”也存在区别。这其实就涉及到“法制史”与“法律史”的名相之争，如有人认为“法制史”是“法律与制度的历史”，研究范围涵盖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法律”）以及其他一切典章制度（“制度”），所以“法制史”的范围大于“法律史”；也有人认为“法律史”涵盖“法律制度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因此范围更大。⑥ 　　如果我们认同“法制”是“法律与制度”的简称，那么在诸多概念中，“法制文献”的范围最为广阔，可以涵盖法典、判集以及公、私文书等；而“法律文献”的范围无疑就变得相对狭窄，即仅指与法律规范直接相关的文献，最为典型的就是律、令、格、式等法典。 　　有鉴于此，本文仅以“法律文献”的基础研究为对象，凡是超出“法律文献”范围的基础研究成果，或是立足“法律文献”的法制史研究